伊朗日前正式批准一项备受争议的货币改革法案，决定将现行货币里亚尔的面值直接“抹去四个零”，并将新货币单位定为“新里亚尔”（官方兑换比率为1新里亚尔=10000旧里亚尔）。这一措施计划通过为期两年的准备期及随后三年的新旧货币并行流通期逐步推行，旨在解决因恶性通胀导致的日常交易中数字庞大、计算烦琐等问题。

表面上看，这仅是一次技术性调整，官方明确表示“不会改变货币的实际价值”，但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伊朗经济深陷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当一国货币需要以“万”为单位进行缩水时，往往意味着其购买力已接近崩溃边缘，而简单的面值变更，如果不能触及经济根源，就无法实质性地摆脱恶性的通胀。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货币手术，直接原因是里亚尔的价值已近乎蒸发。据相关报道，伊朗长期面临高通胀压力，而黑市汇率持续低迷。民众日常交易需处理数百万甚至上亿的金额，买一瓶矿泉水可能需要数万里亚尔，这不仅增加现金携带和计算错误的风险，更暴露货币基本功能的失效。

而这种局面并不是一夕之间就形成，自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制裁后，伊朗石油出口遭重创（石油贡献约50%的外汇收入），外汇储备急剧萎缩，政府为维持运转不得不依赖央行印钞，进而引发货币超发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货币面值的“抹零”，并不能根除通胀痼疾。伊朗议员萨姆萨米也直言：“一国货币的声誉无法通过取消四个零来恢复，只有增强货币的实际价值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历史经验表明，类似改革在缺乏结构性支持的背景下，多以失败告终。例如，委内瑞拉在2008年和2018年多次进行货币面值删除，因持续财政赤字和超发货币，最终陷入通胀率飙升至百万倍的困境。而土耳其2005年成功抹去6个零的改革，核心在于其同步实施了严格的财政政策，并依托与西方的稳定关系。反观伊朗，政府税收占GDP比重已低于2.5%，财政赤字迫使央行持续印钞，新货币“新里亚尔”很可能重蹈旧里亚尔的覆辙。

此外，伊朗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其独特的权力结构与资源垄断模式，这决定了货币改革的局限性。伊朗目前实行“神权大于民权”的二元制政体，宗教基金会（霍梅尼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等特权集团掌控能源、金融等关键行业，贡献超50%的GDP却享受免税、免监管特权。这些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抵制市场开放与竞争，例如曾阻挠土耳其电信进入伊朗市场。这种垄断导致财富高度集中，普通民众不能从石油收入中受益，而政府税基瘫痪，财政调节能力丧失。在此背景下，货币改革更像是对表面症状的粉饰，很难对深层次财富分配不公的纠治。

外部制裁与地缘政治孤立，进一步压缩伊朗的改革空间。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体系的封锁，使其难以通过正常贸易获取外汇，甚至被迫依赖“影子船队”进行石油走私。虽然伊朗试图通过加入金砖国家、推动本币结算（人民币、卢布）降低对美元依赖，但新货币“新里亚尔”的国际信用仍近乎为零。更严峻的是，伊朗对外政策持续强硬，拒绝与西方谈判、支持地区代理势力，导致制裁难以解除。如果没有外交上的突破，商品短缺和黑市汇率波动，将不断侵蚀新货币的稳定性。

货币改革的过渡期设计本身也潜藏风险。法案设定2年准备期与3年并行流通期，虽然意图减缓冲击，却可能引发计价混乱和投机行为。商家可能利用双轨制擡高物价，或因单位转换产生合同纠纷；民众对“财富缩水”（百万存款变百元）的观感恐慌，可能触发抢购美元或黄金的浪潮。类似情况在土耳其2005年改革中曾出现短期市场波动，而伊朗经济韧性更弱，社会承受力更低，任何操作失误都可能放大混乱。

普通民众将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伊朗最低工资约每月1.1亿旧里亚尔（约1200元人民币），而三口之家月均开支需2875元，生活压力本就巨大。货币面值变更后，工资与物价的重新锚定过程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富人持有外汇、黄金等资产对冲风险，而穷人依赖工资生存，在计价过渡期面临食品价格飙升和工资滞后的双重挤压。此外，民众储蓄的实际价值已因通胀缩水，改革恐进一步削弱对货币体系的信任，加速经济美元化。

从历史维度看，货币面值删除常是政权危机的先兆。1920年代德国马克崩溃、1940年代中国法币改革均伴随社会动荡。近年来，津巴布韦屡次“抹零”失败，最终被迫放弃本币。这些时间，都揭示出一条规律，即当货币改革孤立于结构性调整时，它非但不能重塑信心，反而成为恶性通胀的成因。伊朗当前困境与这些历史片段高度相似，政府丧失经济调控能力，特权集团吸血，民生持续恶化。

因此，伊朗政权能否实现结构性变革？答案是否定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政策，本质是以强化自给对抗制裁，但执行中沦为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扩张垄断的借口。教士集团与军事复合体牢牢控制经济命脉，文官政府改革空间狭窄。即便内部有呼声要求开放市场，既得利益集团必然阻挠。哈梅内伊之后的政治继承博弈可能加剧内部分裂，而僵化体制难以孕育真正的变革动力。

综上所述，伊朗的货币改革更像是一场绝望中的技术修补，而不是经济重生的起点。当一国仅能通过修改货币面值来应对通胀时，实已暴露其治理能力的衰竭。没有财政纪律的收紧、没有特权垄断的打破、没有对外关系的缓和，新里亚尔的命运终将如旧里亚尔般沉沦。伊朗如果不能直面结构性积弊，技术性的货币改革，可能会成为国家机体进一步溃烂的切口，而最终代价，仍将由每一位揹负着通胀枷锁的普通伊朗人支付。

最终分析结论：

伊朗的货币改革，本质是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技术性修补，其核心问题在于经济结构僵化、特权垄断固化以及外部制裁持续的夹击。单纯抹去货币面值的零，虽能短暂缓解交易不便的表象，却无法根除通胀顽疾。如果伊朗无法推动权力分配改革、打破石油依赖，并重构对外关系，新货币“新里亚尔”还是会重蹈旧里亚尔的覆辙。因此，这场改革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伊朗深层次治理危机的无解困局，而普通民众的财富与信任，将成为体制惰性的最终牺牲品。

本文原载于2025年12月4日的安邦智库每日金融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