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斩杀线”:底层的生死临界点与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之殇
“美国斩杀线”一词近期突然火爆中文网络。这个具有极强电游文字色彩,而且很可能正是从电游玩家借来的词汇,被用来精准形容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临界点”。“美国斩杀线”概念由B站(Bilibili)一位自称在美国从事法医工作的博主最先提出。博主在视频中分享了贫民窟、街头、下水道等地多起流浪汉死亡真实案例,进而总结得出结论:在美国的社会体系下,普通人一旦财务状况跌破某个临界值,就会像游戏中被“一击必杀”般,迅速陷入不可逆转的毁灭深渊。
“美国斩杀线”的残酷与可怕在于,任何表面光鲜但实际储蓄无几的中产,都可能因遭遇失业、生病等意外而触发,形成从失业到失去固定住所,到流浪街头,到最终身体恶化、死亡的连环链条。而且这种坠落具有不可逆性,一旦跌入,想要重新回归主流社会几乎不可能,相当于被社会体系“斩杀”抛弃。
在传播过程中,“美国斩杀线”被赋予了清晰的内涵边界:它并非单一的收入数字,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生存崩溃链条——从突发意外导致的财务缺口开始,逐步引发失业、失房、失去身份认同,最终走向身体消亡。美联储数据显示,约37%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应急金,流浪汉平均寿命仅50岁,较普通美国人短25年等极具冲击力的数字,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概念的残酷性,戳中了现代社会个体对生存风险的普遍焦虑。
“美国斩杀线”的形成绝非偶然,制度是首先必须反思的首要因素。资本优先价值导向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失衡,绝对是最重要的根本性制度原因。有两点在近二三十年的美国尤为值得关注。一是,资本趋利转移在全球寻找更低的成本,纷纷将生产线搬到低成本国家和更接近终端市场的国家,导致美国自身“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严重,中产崩塌。二是互联网、AI等高科技在资本推动下爆炸式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长不仅没有惠及多数家庭与个人,反而使得社会财富围绕资本和科技两大主轴加速集中,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依资本和就业市场为例,位居美国头部的七大AI科技公司在资本的推动下市值在近十年暴增数十倍,很多一般工业制造业公司的经营与股票却非常惨淡。而美国的就业主体为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七大AI科技公司容纳的就业非常有限。这就导致能以资本和科技为抓手,有机会进入这些公司的从业者收入增长迅速,大部分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数据显示,1989年以来美国以白人为主的高收入家庭财富中值增长两倍,而少数族裔家庭财富几乎没有增长,这种财富的结构性差距,使得底层群体缺乏抵御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逻辑将个体生存压力最大化,高额固定支出构成了生存枷锁使得很多人剩余收入仅够果腹,完全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住房与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异化,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群体的生存压力。美国数十年的住房建设不足导致住房供给严重短缺,推动房价与房租持续走高。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近一半租房者将收入的30%以上用于住房支出,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支出占比甚至超过50%。医疗体系的私有化则使得医疗成本居高不下,如果没有保险,一次普通的感冒治疗或意外受伤,都可能成为压垮底层家庭的最后稻草。这种经济制度下,底层群体的生存容错率被压缩至极致,任何微小的意外都可能触发“斩杀线”的坠落开关。
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与“救济真空”也是“美国斩杀线”的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看似覆盖广泛,实则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无法为底层群体提供有效的风险兜底,反而形成了多重“救济陷阱”,加速了个体的坠落。美国的社会保障网主要由住房援助、食品券、临时救助、避难所系统与医疗补助构成,但这些政策的执行存在诸多门槛与矛盾。
比如“地址陷阱”就是最为典型的制度漏洞。申请几乎所有政府补助都需要固定物理地址,而一旦个体因失业、失房陷入流浪状态,便会失去固定地址,进而无法更新身份证、开设银行账户,最终陷入“没地址—没身份—没救助—没地址”的恶性循环。同时避难所系统叶存在严重的“悖论”:官方设立的避难所不仅规则严苛,无法适配打零工群体与依赖宠物寄托情感的流浪者需求,更存在严重的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隐患,盗窃、暴力与毒品交易频发,使得许多流浪汉宁愿在街头忍受严寒,也不愿进入避难所。
城市治理的工具化倾向也使得问题雪上加霜。美国城市治理的核心导向是维护精英阶层的生活品质与城市形象,这使得底层流浪群体成为城市治理的“清理对象”,而非“帮扶对象”,形成了对贫困的“制度性惩罚”。近年来,美国许多城市纷纷实施露宿禁令,部分地区甚至禁止好心人向流浪汉施粥,将贫困行为“罪名化”。2024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判决允许各地实施露宿禁令,这一判决被业内人士批评为“适得其反”——有露宿案底的人将更难找到工作和住房,最终导致无家可归者数量进一步增加。尤其在一些城市清理过程中,执法者粗暴蛮横,露宿者的帐篷、证件等生存必需品都被当作垃圾清理,这种通过物理空间“清理”掩盖社会矛盾的做法,将底层群体推向更绝望的境地。
美国的系统性种族问题嵌入社会制度,使得少数族裔群体成为“斩杀线”的主要受害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数据显示,约32%的美国无家可归者是非洲裔,而非洲裔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2%;拉丁裔无家可归者的比例也远超其人口占比。这种差异背后是长期积累的经济不平等与权利剥夺。在“斩杀线”的坠落链条中,少数族裔群体面临着更短的“缓冲带”与更陡峭的“坠落坡”。当遭遇失业、疾病等意外时,由于财富积累更少、社会支持网络更薄弱,他们更容易陷入住房与身份的双重丧失,且更难获得有效的社会救助。这种制度性种族压迫,使得“美国斩杀线”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为致命的是,美国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性忽视”形成了恶性循环。政府将贫困归咎于个体的“懒惰”与“无能”,弱化了自身的治理责任;精英阶层通过财富与权力的壁垒隔离底层群体,缺乏对贫困问题的共情;主流媒体的叙事偏向于美化美国的“精英神话”,掩盖底层的生存困境。这种社会共识的缺失,使得解决“斩杀线”问题缺乏必要的舆论基础与社会支持,导致这一现象持续恶化。
另一方面,美国广义政府在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与政策制定上,也刻意忽略掉底层利益。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在军费上的开支超过8000亿美元,而用于住房援助的资金不足500亿美元;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减税计划,仅为富人阶层每年节省的税收就超过1000亿美元。当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军费开支、富人减税,而非住房保障、医疗普惠与社会救助时,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便成为必然。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24年底报告显示,全美无家可归者已达77.18万,较上年暴涨18.1%,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增幅;其中无家可归的儿童数量近15万,同比激增33%,以家庭为单位的无家可归现象增幅更是高达39%,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无家可归家庭数量甚至翻了一番。从地域分布看,加州最为严重,18.7万流浪汉占全美总量的四分之一,洛杉矶市中心1平方公里的Skid Row区域,挤着5000多名流浪汉,密度堪称全美最高。这些数据印证了“美国斩杀线”并非夸张叙事。
“美国斩杀线”现象的存在与蔓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缺陷——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个体生存权被异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社会公平正义则被财富差距和制度设计缺陷所吞噬。这种情况在美国金融资本崛起、产业空心化后变得尤为严峻。科技发展不仅没有让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更糟。侨居美国60余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表示:“美国本来是一个还算平等的社会,但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变化,现在大概已经进入长程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贫富差异的程度加大,各阶层之间彼此异化,已经无法逆转……”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著地表明了美国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社会主义”思潮在纽约等美国资本主义的最核心大本营崛起,并受到选民欢迎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