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司法部日前披露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体现出“美国精英阶层存在相当程度的道德败坏”（significant moral decay among America's elite）。他特别点名批评了微软创始人、慈善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以及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当普通人因类似行为身陷囹圄时，某些人却能凭借地位和人脉全身而退——这本身就是制度信任崩塌的征兆，”万斯说道。

2026年初，美国司法部公布爱泼斯坦案逾300万页档案，掀起新一轮舆论风暴。与多数聚焦“权贵罪行”的报道不同，这一事件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却少被公众讨论的事实，在当代西方社会，无论是竞选总统、担任议员，还是以“慈善家”“思想领袖”身份活跃于公共领域，几乎无人能脱离包装与营销而存在。政治人物依赖民调团队、形象顾问与社交媒体算法塑造亲民人设；企业领袖通过ESG报告、气候承诺与大学捐赠构建责任形象；就连王室成员，也需精心策划每一次公开露面以维持“现代王权”的公众好感。

而精英阶层最成功的营销，并非关于政策或财富，而是关于道德——一种看似超越利益、实则高度专业化的品牌工程。他们深谙，在一个讯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真正的权力不仅来自资本或职位，更来自被广泛认可的“道德合法性”。于是，“慈善”“人权”“价值观”这些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概念，逐渐被转化为可设计、可传播、可量化的个人资产。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精英阶层发展出一套高度成熟的身份建构机制。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 family）在19世纪末因垄断石油被斥为“强盗大亨”，却迅速转向设立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将资本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象征；比尔·盖茨在21世纪初面临反垄断诉讼，转而以“全球健康使者”形象频繁出现在达沃斯论坛与非洲村庄，用疫苗捐赠重塑公众认知；前王子安德鲁王子（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曾是英国王室外交的活跃代表，频频出席青年创业、教育公平等议题活动——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公益行为，而是一种身份再生产的策略——用道德资本对冲商业或政治风险，用“利他”形象掩盖权力本质。

这套机制的核心逻辑在于，高尚不是内在品质，而是一种可设计、可传播、可交易的品牌资产。精英们深谙此道，因此格外注重“可见的善行”——一场高调的慈善晚宴、一次联合国演讲、一张与非洲儿童的合影，其传播价值远超实际援助效果。久而久之，公众逐渐接受一种隐含前提，成功者天然具备道德优越性，财富与地位是德行的外显。

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正是这一系统的极致操盘手，也是其内在矛盾的引爆点。他精准模仿精英话语，设立科学基金会、资助哈佛与MIT研究项目、邀请诺奖得主登岛“研讨”。他被称为“洛丽塔快线”的私人飞机上，坐过前总统、科技巨头、王室成员——这些人未必都参与非法活动，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为爱泼斯坦提供了合法性背书。反过来，爱泼斯坦的社交网络也成为权贵们拓展人脉、获取情报、享受“圈内特权”的隐秘通道。

问题在于，这套人设依赖一个前提，即丑闻永不曝光，或即便曝光也能被控制在“个体失误”范畴。天主教会曾靠“信仰神圣”压制性侵指控数十年；华尔街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靠“技术性复杂”逃避刑责；政客的婚外情常被媒体轻描淡写为“私人问题”。只要系统能维持“体面”，人设就不会崩塌。

但爱泼斯坦案打破了这一默契。300万页档案、18万张图片、2000段视频，加上受害者持续发声，使得切割变得极其困难。当挪威王储妃承认“判断力差”，当安德鲁王子被迫退出公共生活，当多位前政要的名字反复出现在邮件往来中，“正常社交”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公众开始意识到，所谓精英圈层，并非由道德楷模组成，而是一个以互惠、沉默与共谋为纽带的封闭俱乐部。

更关键的是，新一代受众不再轻易相信“人设”。社交媒体时代，讯息去中心化削弱了传统媒体对叙事的垄断。年轻人看到比尔盖茨一边谈全球健康，一边被曝与爱泼斯坦深夜密会；看到科技公司高呼“连接世界”，却系统性封禁巴勒斯坦声音；看到政客在气候大会上流泪，转身批准新的油气开采项目。这种言行割裂，让“价值观营销”逐渐失效。

事实上，西方精英的道德叙事从未真正普世，它始终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利益结构。所谓“人权”，在关塔那摩监狱可以暂停；所谓“法治”，在华尔街可以弹性适用；所谓“性别平等”，在萝莉岛上可以彻底消失。这些并非“例外”，而是系统设计的一部分——道德话语的真正功能，不是约束权力，而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外衣。

如今，这套外衣正在褪色。不是因为精英突然堕落，而是因为公众终于看清，高尚从来不是他们的本质，而是一种精心维护的表演。当表演的成本越来越高，当信任的赤字无法弥补，人设的崩塌便成为必然。

但这未必是坏事。一个不再迷信“道德贵族”的社会，或许更能建立基于制度制衡而非人格崇拜的公共秩序。真正的进步，不在于谁站在道德高地上，而在于是否有人敢于追问：”你的高尚，经得起阳光照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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