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主义”的囚徒——冯德莱恩正在肢解欧洲

撰文: 高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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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的高级官僚们近来正沉浸在一种异样的亢奋与权力幻觉中。

作为欧盟委员会(EC)的掌门人,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公众面前展现出的强势姿态,几乎达到了欧盟历史上的巅峰。她强硬地压制内部异见,挥舞着环保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法条大棒训诫成员国,并在国际舞台上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塑造成捍卫“西方普世价值”的道德导师。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包装下,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女性常被赞誉为“地缘政治欧盟的缔造者”,是在地缘大变局中为欧洲挺起脊梁的“铁娘子”。

然而,这尊精心雕琢的政治泥塑背后,正掩盖着一场冷酷的地缘经济学悲剧。

6月初,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院长、法国前欧洲事务部长及外长办公室主任路易·瓦西(Luis Vassy)发表了一篇题为《思考权力:我们时代的知识挑战》(Thinking Power: Th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of Our Time, 译)的文章。他在文中抛出了一个令整个欧洲政治精英阶层惊心动魄的数据:从2008年到2025年的17年间,欧盟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30%骤降至17%。

瓦西冷峻地指出:“中国在1820年至1870年间(清朝中后期)也经历了同样的降幅。从相对意义上讲,欧洲目前的衰退速度是清朝的三倍。”

6月3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院长路易·瓦西(Luis Vassy)发表题为《思考权力:我们时代的知识挑战》(译)的文章。

香港《南华早报》专栏作家卢纲(Alex Lo)随即评论道,瓦西的严厉警告并非只是对未来的虚妄预言,而是一声针对欧洲精英阶层的“战斗号召”——现在的欧盟必须重新学习“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而非继续依赖无休止的谈判、国际法和繁荣的官僚规章制度。

这场激烈的历史镜鉴撕开了布鲁塞尔精心编织的繁荣滤镜。政治是一门关于生存与发展的平衡术,经济是骨骼和肌肉,而意识形态不过是裁剪出的衣服。

今天,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当代欧洲掌舵者们,却在为了迎合某件“意识形态的华服”而强行削足适履。当一个地缘实体将支撑其繁荣的经济驮马狠狠踩在脚下,只追求意识形态和地缘对抗的豪华马车时,迎接它的,必然是历史性的崩塌。

2025年9月23日,美国纽约市第80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Reuters)

大西洋主义的战略幼稚

要理解今天的欧洲窘境,必须首先厘清欧洲在冷战后维持其“傲慢高福利”的底层逻辑。过去数十年间,欧洲的富裕与优雅并非完全建立在自身产业的绝对护城河上,而是高度依赖于一个精妙的外部“红利三角”:美国提供廉价的军事安全保护、俄罗斯提供廉价的管道能源、中国提供广阔的超级利润市场。

在军事上,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长期将国防安全“外包”给美国主导的北约(NATO),过着一种近乎军事“寄生”的安逸日子。以驻德美军为例,其每年高昂的维持费用中,德国仅象征性地承担了极少份额,长期无法达到北约规定的“军费占GDP 2%”的最低标准。省下来的数千亿欧元财政资金,被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欧洲的社会保障、免费教育与产假福利中,维持着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生活。

在能源与市场上,这种依赖更为致命。2019年之前,俄罗斯曾为欧盟提供超过45%的廉价天然气,这种低廉的能源不仅温暖了欧洲的冬天,更是欧洲庞大传统制造业(如巴斯夫/BASF、工业制造巨头等)的核心血脉。

巴斯夫(BASF)是全球顶尖的化工制造公司。(Getty Images)

而在市场端,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化浪潮,消化了德国、法国的大量汽车、高端机械与奢侈品。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工厂的约7万名员工,其贡献的超额收入和利润,一度是德国本土30万名员工的20倍左右。这种跨国财富逆流,实际上在暗中补贴和反哺着欧洲本土高工资、短工时、高福利的劳工体系。

然而,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以及中美博弈的加剧,将这个脆弱的红利三角彻底砸得粉碎。当这三大外部红利在短时间内同时抽离,欧盟正面临地缘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重致命打击”:军费预算被迫暴涨挤占民生,能源价格翻倍引发结构性“去工业化”,同时正在痛失核心利润市场。

2025年9月4日,比利时首相德韦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波兰总理图斯克、芬兰总统斯塔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的“意愿联盟”峰会。(Reuters)

面对如此深重的系统性危机,一个成熟、理性的地缘掌舵者本应采取“左右逢源”的现实主义外交,用最小的代价为欧洲谋求战略缓冲和转型时间。但冯德莱恩的选择却恰恰相反。

冯德莱恩的政治底色是坚定不移的、甚至带有狂热宗教色彩的“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她的父亲曾是欧盟的高级文官,她本人在欧洲建制派的优渥环境中长大。在其思维密码中,华盛顿的战略意志、北约的安全架构以及所谓的“自由价值观”高居于欧洲自身的经济福祉之上。

她无法理解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代基于冷战亲历者痛感的务实主义。默克尔坚信“以商促变”,试图通过紧密的经济交织来消解地缘对抗,而冯德莱恩则完全被冷战胜利者的傲慢所裹挟。

当红利三角崩塌时,她竟然顺理成章、甚至迫不及待地选择将欧洲推向了“价值观外交”与对华“去风险”(De-risking)的道路。她一味地展示强硬,却不知道借用强硬要达到什么务实的目的。这种将安全与价值观绝对化的政治思维,本质上是对欧洲地缘现实的一种战略盲动。

2025年7月2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二十五届欧盟-中国峰会前走在人民大会堂。(Reuters)

平庸掌舵者的愚蠢无能

在欧洲舆论场上,常有一种肤浅的批评将当今欧盟的迷航归咎于“女性领导人的软肋”,暗示在历史的大风大浪面前,女性政客无法掌控宏大的战略航道。

这种论调当然值得质疑。回溯历史,无论是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还是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都是现代国际政治中卓越的掌舵者。撒切尔夫人在冷战末期的阵营对抗中拥有极强的国家主权控制力,她对经济结构的雷厉风行重塑了英国的硬实力;默克尔则在全球化的高峰期,凭借极强的战略定力与精湛的务实谈判,做大了欧洲的经济蛋糕。

她们的共同点在于:深知国家的强盛和话语权首先来源于内部经济的繁荣、产业链的完整以及社会基本盘的稳定。

因此,冯德莱恩、甚至包括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Kaja Kallas)等新一代欧洲女性政客所表现出来的战略迷失,本质上不是“性别问题”,而是“平庸者的认知失调”与“政治自私”,即便在欧盟内部,也常有议员直接批评冯德莱恩与她的政策是“疯狂且愚蠢的自残行径”!

冯德莱恩式的强硬,带有明显的内卷与虚张声势特征。在内部,她利用欧盟布鲁塞尔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对拒绝跟进对俄制裁或对华对抗的成员国(如匈牙利、斯洛伐克等)进行强力的政治压制和意识形态审查。但这种看似不可一世的“集权手腕”,在面对外部大国的硬实力挤压时,却迅速降格为一种防御性的歇斯底里。

2026年2月11日,匈牙利布达佩斯,一块政府选举广告牌显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及欧洲人民党(EPP)主席韦伯(Manfred Weber)。广告看板上写著:“我们对布鲁塞尔的讯息是,我们不会付出代价。”(Reuters)

真正的战略勇气是带领组织在绝境中开辟新路,而冯德莱恩的“勇气”却全部用在了自我孤立上。

她缺乏重塑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宏大远见和调和各方利益的政治手腕。她所领导的欧委会,热衷于炮制全球最繁琐、最严苛的法律文本,例如在人工智能(AI)、数字数据以及环保标准上设置层层关卡(即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The Brussels Effect)。她自豪地认为这是欧盟作为“超级监管帝国”的权力体现,却从未意识到,正是这种缺乏商业地缘智慧的“法条主义”与“道德洁癖”,让欧洲完美且彻底地错过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以及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部产业浪潮……

欧洲的律师和官僚们误以为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来治理世界。但这套规则之所以过去管用,是因为过去有美国的安全支撑和全球制造业利润的进贡。当底层的硬实力骨骼开始萎缩,没有一家市值万亿美元的本土科技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低成本能源支撑时,布鲁塞尔撰写的法律条文是多么的荒诞!

从这一层面上看,冯德莱恩分不清欧洲当前面临的生死存亡之痛究竟是什么。她内心充斥着地缘政治地位滑落的恐惧、不甘,以及高度建制化政客的自私——为了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圈层和欧洲精英舆论中维持其“大西洋主义旗手”的政治正确,她宁愿牺牲掉欧洲本土跨国企业(如德国传统车企)在全球市场上的核心利润。这绝不是什么战略高瞻远瞩,而是愚蠢的思维意识让她缺乏应有的战略主见。

现代欧洲版的“闭关锁国”

如路易·瓦西所言,今天的欧盟正在重复大清帝国晚期的历史宿命。19世纪的中叶,大清帝国的统治阶层沉溺于孔孟之道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将外部世界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科学爆炸视为“奇技淫巧”,固步自封于一套虚幻的道德朝贡体系中。当坚船利炮打破国门时,这种认知与实力的严重错配,导致了惨烈的历史沉沦。

今天的布鲁塞尔,正在上演一出高度相似的“闭关锁国”。欧盟将自己装扮成全球的“道德导师”,频繁在外交、贸易与科技准入上对其他国家进行居高临下的说教。面对欧洲由于失去俄罗斯管道能源而飙升的工业成本,以及由于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对欧洲产业进行的无情掠夺,冯德莱恩治下的欧盟非但不敢对华盛顿展现一丝一毫的强硬,反而将主要的防御性反弹倾泻到了中国身上。

在对待中国电动汽车、绿能产品等优势产业时,欧盟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祭出高额关税与反补贴调查。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用非经济的行政手段进行一场极其幼稚的政治豪赌。

欧洲本土的高福利社会是一座依靠外部财富输血维持的精美空中楼阁。当制造业由于成本飙升被迫向美国或亚洲外流(如巴斯夫大举对外投资、大众汽车缩减本土产能),高福利社会正在变成无源之水。一个连自身产业利润都无法保障的欧洲,根本无力支撑重启动辄数千亿欧元的现代化军工产线。

图为2025年7月27日,美国总统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苏格兰坦伯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会面,双方达成美欧关税最大贸易协议,其中欧盟需购买价格昂贵的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Reuters)

冯德莱恩领导的欧洲政治组织,以为通过被动应对美国的贸易盘剥、盲目跟随对华围堵,就能“拖延时间”熬过当前的惊涛骇浪。这种战略思维的最大误判在于:她们将美国两党对欧洲进行经济吸血与战略转嫁的底层建制化逻辑,误认为是某个具体政客的个人风格——冯德莱恩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特朗普离任美国总统后,欧洲就会再回到过去。

我们无法用智商或简单的政客品质去评判冯德莱恩。她的平庸与强硬,愚蠢与盲目是一套特定历史倾向自然流出的产物。她出生在欧洲地缘优越感和全球化红利达到顶峰的冷战后黄金时代,她的整套思维密码,被永久性地格式化在“西方中心论”与“法条官僚主义”的母体之中。

她的思维局限、她的历史方位、她的大西洋主义信仰,决定了她看不全、读不懂世界的变化:那就是中美两国的产业迭代与科技竞争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物理版图,而俄罗斯与南方国家的结盟则彻底粉碎了西方的地缘垄断。

冯德莱恩正在带着欧洲,走向历史性边缘化的深渊。她用道德的高亢语调掩盖了战略勇气的匮乏,用对内的官僚集权粉饰了对外的战略无能。当欧洲最终失去维持其体面生活的骨骼与肌肉时,掌舵者的平庸,注定将演变成一个时代的文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