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8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特朗普已经批准，将于12月3日对2009年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尼达尔·马利克·哈桑（Nidal Malik Hasan）执行死刑。行刑方式是由军人组成行刑队实施枪决。最刺眼的不是枪决本身，而是国防部打算通过网络向公众直播。

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数字时代的一项“新发明”——把一个人被处决的过程，变成一场可以在线围观的公共景观，形如中世纪的广场处决。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已经放话：“我们会确保人们能够观看，确保行刑公开进行。因为人们需要明白，做出这类事情将面临严重后果。”

公开处决的血腥旧戏

公开处决这件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曾经是常态。欧洲中世纪的断头台就架在广场中央，市民可以围观人犯人头落地。中国古代午时问斩于闹市，杀完人还要枭首示众。许多国家为震慑民众，都有过把犯人拉到广场进行公开审判，然后即行处决的历史。

在今天的政治话语里，这类场面，几乎等同于“落后”和“未开化”的标配标签，已经带有很大程度的贬义色彩。根据韩国媒体一些始终无法独立核实的报道，朝鲜存在过炮决、犬决这类极端残忍的处决方式；一些中东宗教国家至今还在广场上公开实施绞刑，甚至保留石刑——把人埋到腰间，由围观人群掷石，直到把人砸死。

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镇反，一直到八十年代“严打”，公审大会、游街示众、公开枪决都是常见场面：犯人胸前挂着打红勾的牌子，押在卡车上游街，再拉到临时刑场，一枪毙命，围观群众人山人海。

这种做法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被限制，有关部门多次明令禁止游街示众。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把注射死刑写进法条；次年昆明首次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绝大多数死刑已经从枪决转为注射，刑场搬进了密闭的执行室，公开处决的一页基本翻过。

美国也是搞公开处决的老手。黑奴时代，奴隶主对逃跑奴隶的惩罚、对暴动黑奴的处决，常常公开举行，绞刑架下挤满看客。除了传统的绞刑和枪决，美国人甚至“发明”了电椅——1890年纽约州第一次用电椅处死威廉·凯姆勒，本意是想找一种比绞刑“更人道”的办法，结果现场惨不忍睹。

转折点是二十世纪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后来的人权运动。这股对后来各国影响深远的思潮认为，即便是对死囚，也要讲尊严、讲程序。1936年，在肯塔基州绞死雷尼·贝西亚，是美国最后一次搞公开处决——当时两万人挤进那个小镇，场面彻底失控，此后美国再没有公开执行过死刑。

欧洲走得更远，今天欧洲委员会四十多个成员国已全部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白俄罗斯是欧洲唯一仍在执行死刑的国家。一个世纪的“文明化”叙事，就是这样把死刑从广场赶到密室。

把处决搬进直播间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要把哈桑按在枪口下，还要开网络直播，才显得如此刺眼。过去这些年，全世界唯一热衷于“直播处决”的，是ISIS这类恐怖组织——它们把斩首、枪决拍成视频上传网络，用血腥本身作为招募和恐吓的工具。

而今天，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正规政府，一个以“人权卫士”和“文明灯塔”自居的国家，要做的事情，在技术形态上和恐怖组织的宣传视频并无两样：都是把一个人的死亡过程，做成可被网民可任意点击、随时回放的媒体内容。

当然，两者有本质区别。哈桑是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的罪犯，2009年他在胡德堡枪杀13人、打伤30余人，这笔血债无可辩驳。但问题恰恰在这里——程序合法，不等于方式正当。把处决搬到镜头前，要“让人们看到后果”，用一个人的死，教育一群活着的人，是不是真的合适？

一个国家用不用死刑，是自己的司法选择。即便在废死潮流席卷全球之后，美国保留死刑，也自有其历史和社会土壤。但“公开”二字，把这件事的性质改变了。公开处决的本质，不是惩罚罪犯，而是表演给活人看——它要的是恐惧，是震慑。当这种仪式被装进一个流媒体盒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点开、围观、截屏、转发，它就从一次国家刑罚，变成了一种数字时代的景观政治。

哈桑之罪该死，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一个人该死，并不等于全社会有权利围观他怎么死。死刑的正当性，恰恰建立在它是国家最后的、最克制、最不公开的暴力之上——一旦它被打开灯光、架起机位、面向全网直播，所谓“文明处刑”那层遮羞布，就被一把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