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女子于9年前从外地入境时，被发现其行李箧内有4公斤可卡因，她辩称不知道行李箧内有毒品，经两度审讯后均被裁定贩毒罪成。中年女子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指重审时，控方结案陈词时称：“(举证)责任在控方，但事实上被告没有作供.....但我没有机会盘问被告……”上诉人认为，控方因她行使缄默权不出庭自辩，便推论她被捕后的说法是谎言，认为说法对她不公。终院今（16日)下判辞，认为控方的说法，有暗示上诉人不作供是一种策略，即可维持被捕后不知情的辩解，同时又避免被盘问，从而削弱辩方案情，审理的法官总结时未作纠正，认为存在不公，裁定上诉得直，下令案件需重审。

两被裁罪成获减刑至25年监禁

上诉人黄瑞芳(57岁)，涉于2017年4月贩运4,770克可卡因。案情指，她在机场被捕，警员在其行李箧内发现9个罐，内有该些毒品。她在第一次审讯时不认罪，被裁定罪成并遭判囚28年4个月。她其后上诉得直，重审时没有作供，再被裁定罪成，遭判囚27年10个月。她再向上诉庭提上诉，定罪上诉被驳，但获减刑至25年监禁。上诉人现向终院提出的理据，涉及控方在重审结案陈词时，就她没有出庭作供作出评论。

上诉人在重审时行驶缄默权未出庭自辩

案件重审时，案中的争议为上诉人是否知道，她携带的行李箧内藏有毒品。上诉人在被捕后，辩称不知道罐内藏有毒品，以为只是果汁，她在重审时未有作供。控方质疑其辩论，并在结案陈词时向陪审团表示，上诉人有权保持缄默，举证责任在于控方。惟控方亦指，上诉人没有出庭作供，令控方没有机会盘问，无法测试她的说法是否可信等。

条例列明控方不可因被告无提供证据作评论

上诉方指，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54(1)(b)条，控方不可就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一事，作出评论。但控方在重审时的说法，却违反该条文。

控方可叫陪审团考虑比重

终院法官在判辞强调，缄默权受《人权法》保障，亦体现无罪推定的原则。而控方评论被告行使缄默权，或会令陪审团错误认为被告选择不作供，是因担心其罪行被揭露。终院认为，若控方只是指出被告的说法并非在宣誓下作出，同时未经盘问，著陪审团考虑相关证据的比重，在此情况下控方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条文。

重审时说法有违反条文之嫌

惟控方在重审时的说法，已不止是有关证据比重，而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条文的规定。终院法官引述控方当时的陈词，包括：“(举证)责任在控方，但事实上被告没有作供.....你们(陪审团)记得被告行使其权利，没有作供...但我没有机会盘问被告，我不能问任何问题，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她选择不作供，我无法测试她的可靠性。”

重点在说法可引起的后果

终院法官认为，控方是利用上诉人行使行使缄默权，以此削弱辩方的案情，同时加强控方的案情，并指其说法可以诠释为：“我很难证明她的说谎，因为她选择不作供。这是一种策略，这样她便可以维持被捕后的解释，同时不用被盘问。”终院法官强调，控方是否有意传讯该些讯息不重要，重点在于其说法可能引起的后果。

原审法官应拒让控方作这样的陈词

此外，终院法官认为原审法官应该拒让控方作出这样的陈词，但他未有这样做，也没有在引导陪审团时作出纠正，构成重大不公，因此裁定上诉得直，并考虑本案涉及贩运约4公斤的可卡因等，决定颁令重审。

若想作这类评论可在陈词前通知法官

终院亦就相关问题发出指示，第一为若控方打算就被告评论被告没有作供，无论该评论是否关于证据比重，都应在结案陈词前通知法官。而法官在听取陈词后，作出裁定；2)若控方在结案陈词时作出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评论，法官应即时或在日后引导时，著陪审团不要考虑。

翻查资料，重审时主控官由外聘大律师许卓伦代表，重审的法官则为特委法官许绍鼎。

案件编号：FACC2/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