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仇恨政治吞噬美国　柯克之死恐非终章

9月10日，在美国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一颗子弹击中正在举办巡回演讲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颈部，当场终结这位美国知名政治活动家、年仅31岁的右翼“网红”的生命。血腥的枪杀案震惊世人，引起美国政坛的共同谴责，副总统万斯（JD Vance）动用专机护送柯克的遗体，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下令降半旗致哀，并将追授柯克美国平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讽刺的是，柯克之死正是空谈“反对政治暴力”的美国政坛，共同推波助澜的仇恨政治悲剧。

柯克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也是MAGA运动中冉冉升起的新生代右翼领军人物。2012年，18岁的柯克创立美国保守派的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TPUSA），旨在深入美国左派大本营——大学校园，在青年学生中传播保守派价值观，如今已在超过850所大学设有分会。凭借非同一般的宣传动员能力，柯克为特朗普的当选和MAGA运动的推广立下汗马功劳，从而成为继万斯之后美国保守阵营的政治新星。

然而，柯克正是死在他所拥护的美国持枪政策之下。源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利，早已扭曲为枪支泛滥，经常造成血腥暴力事件，成为高悬在美国人生命安全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24年，美国发生近500宗大规模枪击案，逾1.5万人身亡。柯克曾公开表示枪支泛滥造成的死亡悲剧是维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必要代价。而他不幸地成为了他所说的必要代价。

柯克之死，也是美国近年政治暴力频发的最新案例：2020年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遭密谋绑架案，2022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谋杀未遂案，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件，2024年特朗普在大选集会过程中遭枪击案，今年4月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官邸遭纵火袭击案，今年6月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Melissa Hortman）和丈夫在家中遇刺身亡，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约翰·霍夫曼（John Hoffman）和妻子遇袭受伤。显而易见，针对左翼、右翼政治人物的暴力行为持续升级，美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的政治暴力周期。

美国上一轮政治暴力周期是6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及其胞弟、曾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还有著名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是死于枪击。经过多年政治努力与社会修复，才走出60年代的血雨腥风。但在今天，社会撕裂日益严峻，仇恨政治不断叠加，美国正在重蹈历史覆辙。60年前的美国得以度过危机，但今天的美国未必那么幸运。无论是2021年震惊世界的国会山庄骚乱，还是今天的柯克之死，都说明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既有政治体系、甚至不愿通过合法程序和平化解分歧，而是坠入极化仇恨的深渊。

两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告别演说中警示美国人：“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它往往干扰公众议会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也早就分析，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不幸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警告正在成为现实。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选举民主早已被无休无止的撕裂、对抗所严重侵蚀，维系社会和谐与选举民主良性运作的重叠共识正在不断消失，两大主要政党之间、不同党派和政治群体之间的敌意持续上升，本应促进公共福祉的政治体系日益被不同利益集团所裹挟，渐渐失去既公平又有效协调、整合、团结不同党派和不同群体的意愿和能力，大量的民众有严重的被剥夺感，他们满腹怨气、怒气正在成为政治暴力的火药桶。因为选举民主、政党政治、政治体系的异化与利益集团的围猎、民粹主义的冲击，美国已经累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光鲜外衣之下，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数以千万的普通人糟糕而窘迫的生存处境。

在让人失望而又看似愈发陷入死结的政治经济困局面前，人性深处所有的对立、斗争面向被选举民主、政党政治不断放大，直至突破临界点，坠入仇恨政治的恶性循环。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共和党、民主党都越来越“特朗普化”，都越来越在狭隘、激进、民粹的路线上物以类聚，彼此之间的攻讦无休无止。

一方面选举民主会把大量易受情绪、偏见、谣言影响，对复杂政治一知半解的选民直接放在左右国家命运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把作为整体的人民划分为不同的派别和阵营，结果是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票，为了夺取权力，势必倾向于通过非此即彼、负面选举的对抗策略，将本阵营、本党派道德化、神圣化，将对立阵营、对立党派妖魔化。毕竟，从古至今，渲染仇恨都是有效的动员手段。这正是为什么特朗普和MAGA阵营会将反对者妖魔化为“内部敌人”和“害虫”，而民主党人、特朗普的反对者会将特朗普、MAGA阵营人士妖魔化为“纳粹”、“法西斯”。长此以往，会让越来越多美国人将对立党派视作国家的威胁或邪恶化身，从而诱发更多的政治暴力。

可以说，杀死柯克的不只是那名枪手，还包括两党乃至美国政坛持续升级的撕裂和对抗，被党同伐异、仇恨政治裹挟的政党政党，被利益集团围猎和民粹主义侵蚀的选举民主。正如特朗普现象是美国病灶的外在症状一样，柯克之死同样是美国长期以来累积的政治经济深层次困境酿成的悲剧。民主依旧是令人期望的现代价值，选举依旧是有重要作用的民主形式，但美国的严峻困境说明不能空谈民主的价值和选举的作用，一个社会的良政善治不能止步于危机重重的选举民主。思想无止境，创新仍在路上，怎么对选举民主扬长避短，既是美国的重大考验，也是全世界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