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政治思考资料去向:香港须面对下个风险管理课题|苏仲成

撰文: Meta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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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再次成为国际焦点。政权更迭、制裁升级、资产冻结、金融系统被切断,这些事件对当地人民而言固然是沉重代价,但对其他国家、企业与个人而言,却是一个清晰而现实的提醒——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的背景,而是真实影响资产、资讯与自由流动的力量。

文:Michael C.S. So | AiX Society

这类事件并非首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俄乌冲突、伊朗制裁,到近年各国对科技公司、云端服务、跨境资料流动的重新审视,世界正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政治风险正在由“国家层面”渗透到“企业层面”,甚至“个人层面”。

而在这个大背景下,香港其实比很多城市更早需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的资料,究竟放在哪里?又是否真正受我们控制?

政治不再只是外交新闻,而是“营运风险”

过去,企业谈政治风险,往往只停留在投资地点、供应链或关税政策。但今天,政治已经直接影响三个最核心的东西:资产、帐户与资料。

在多个国际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

•⁠ ⁠银行帐户因制裁被冻结

•⁠ ⁠云端服务因政策变化被中断

•⁠ ⁠平台帐号、数据存取权限在短时间内被取消

•⁠ ⁠资料被要求交出,或在不透明情况下被接管

这些都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下的制度结果。

当资料、身份、营运系统高度集中在少数跨国平台或特定司法管辖区,一旦政治风向转变,风险就不再可控。

香港的特殊位置:更需要“预判”,而不是“反应”

香港长期以来是国际金融与资讯流通的枢纽,这是一种优势,但同时也意味著——我们比很多地方更早暴露在地缘政治的交汇点上。

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出事”,而在于“我们是否有预备”。

很多企业与专业人士至今仍有一个错觉:

只要我没有做错事,资料放在哪里都一样安全。

但政治风险从来不是道德审判,而是制度选择的副产品。历史已多次证明,当制度改变时,个人是否“无辜”并不是考虑因素。

资料,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产”

在AI与数码经济时代,资料不再只是技术资源,而是一种具备战略价值的资产。

•⁠ ⁠它能影响市场

•⁠ ⁠它能训练模型

•⁠ ⁠它能建立行为轮廓

•⁠ ⁠它能被解读、推论、预测

因此,资料自然会被纳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政策监管的范畴。

这意味著,资料的存放地、拥有权、可转移性与可删除性,已经是政治问题,而不只是IT决策。

我们现在,其实正站在一个“选择时间点”

对香港而言,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但仍然来得及思考的时刻。

不是要恐慌,也不是要对抗任何制度,而是要回归最基本的风险管理逻辑:

•⁠ ⁠我的核心资料是否有多地备份?

•⁠ ⁠是否清楚知道资料的实际储存位置?

•⁠ ⁠若某个平台或司法区突然无法使用,是否有替代方案?

•⁠ ⁠我是否真正拥有资料的控制权,还只是“使用权”?

这些问题,无论是企业、NGO、专业人士,甚至个人,其实都值得一问。

### “资料治理”不再只是合规,而是生存策略

过去几年,很多公司谈资料治理,往往只是为了符合GDPR、私隐条例或审计要求。但在今天,资料治理已经上升为一种组织韧性(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的问题。

真正成熟的资料策略,应该包括:

•⁠ ⁠技术层面的分散与备援

•⁠ ⁠法律层面的清晰拥有权

•⁠ ⁠营运层面的可切换性

•⁠ ⁠策略层面的政治风险评估

这不是“去中心化万能论”,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风险分散。

政治现实不等于政治恐惧

讨论政治风险,并不是鼓吹恐惧,而是承认世界的真实运作方式。

委内瑞拉的例子再次提醒我们:

政治从不会预先通知,但后果一定会落在具体的人与资产身上。

香港一直以务实见称。务实,并不等于短视;稳定,也不等于停滞。

在AI与地缘政治交织的新时代,重新思考资料如何存放、如何控制、如何保护,其实不是激进行为,而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风险管理。

问题从来不是“会不会用到”,而是——

当真的需要时,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