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度内卷的社会，愈来愈多年轻人开始探讨“躺平”、“低欲望”与“退出竞争”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记录底层劳动日常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意外成为了精准击中大众痛点的文本。

作者胡安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坛中人”。他1979年生于广州，中专学历，二十年间辗转于广州、南宁、大理、上海、北京等城市，做过酒店服务生、加油站工人、漫画社学徒、女装店主、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快递员、夜班拣货员，前后共十九份工作。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他将自己在德邦物流上夜班的一段经历写成长文发在豆瓣，意外引爆网络，继而由浦睿文化结集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于2023年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豆瓣评论区累积近两万条留言，有读者形容它是“能让每一位打工人都能够有共鸣的纪实文学”。胡安焉自己则对法新社说，做快递员时他“一直觉得自己像个废物”，是“通过写作，才找到了自我价值”。

这本带有自传性质的非虚构作品在出版当年便被评为三联行读图书奖年度作品、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并登上豆瓣“2023年年度图书榜单”榜首。据出版方数据，该书自2023年面世以来已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售出约二百万册，英文版于2025年10月发行，法文版亦于2026年1月面世。

早前三月香港国际文学节时，胡安焉受邀来港举办讲座，我们也特别邀请他谈谈香港节奏与内地大城市的相似、谈南宁那两年作为人生分水岭的女装店岁月、谈计件工资与演算法、谈“躺平”与“退出”的微妙差异，也谈文学在他生命中位置的转变。

Q：这次受邀来参加香港国际文学节，这里的“打工人”节奏会让你想起以前在上海或北京的日子吗？现在成为全职作家后，文学对你的意义有发生改变吗？

A：香港是一个追求效率的快节奏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压力重，在工作日里，尤其是在早上，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这一点和内地的大城市很像。过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文学和写作对我来说是对抗现实、建立精神寄托和自我实现的途径。很明显，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得到了远超我预期的认可和肯定。接下来文学对我来说可能会变得更接近于爱好，我对它无所求，也不再有执念，只是体验和享受它。我不会留在“文坛”里，这是肯定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全职作家，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更喜欢销声匿迹。

Q：你在20年间换了19份工作，如果现在回想，哪一段打工经历依然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A：如果只能说一段，那2007年到2009年在南宁开女装店的经历最刻骨铭心。一方面我很不适应商场的竞争，做得非常痛苦；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人生的分水岭。在2009年之前，我大体上仍然朝著和大多数人相似的人生方向努力。而在2009年之后我觉得可以接受自己的人生和身边大多数人不一样，甚至被别人视为边缘分子、异类。

Q：外卖或快递常被包装成具备“自由度”的职业，但你曾指出过这是一种错觉。在你看来，“计件工资”与演算法制度是如何将劳动者的“自我剥削”变得合理化的？

A：很多人会把送快递和送外卖混为一谈，两者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差异的地方。在中国内地，外卖平台出现的时间远比快递行业晚，和Uber之类的网约车平台一样，属于典型的平台经济，从业者大多是零工、散工、兼职，在App上注册后就能接单，不受到考勤和绩效的约束，也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就此而言，这确实是比较“自由”的劳务形式，既可以像全职一样从事，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过渡或兼职。

而快递员是标准的全职工作，有严格的考勤和绩效要求，我任职过的三家快递公司，都和我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为我购买了五险。在外卖平台，假如你想多赚钱，可以自主提高工作时长，而假如想躺平，每天只送一单也没有问题。但快递工作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我们在入职后会分到一片自己负责的区域，这片区域的订单量几乎是固定的，假如我们想多赚钱，增加工作时间并没有用，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躺平，每天必须把自己负责区域的快件全部处理完才能下班。这个问题其实主要针对外卖平台的情况，而我没有做过外卖平台，不是这个问题最合适的回答者。

Q：当下宏观经济面临挑战，就业市场紧缩。你曾共事过的工友或快递同行们，现在处境如何？你是否感觉到，时代的寒冬对边缘群体的打击比以往来得更猛烈？

A：我和从前的同事很久没有联系了，不清楚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情况，但快递员可能不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虽然快递员收入不算高，但仍然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比如我从网上查到，北京市2019年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7,75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41,214元。而当年我在品骏快递的工资性收入，在刨除所得税和强制社保缴纳部分后，可支配部分超过8万元。不过当然，快递工作的强度大、工时长，我没有办法同时从事别的兼职，也没有工资以外的投资收入。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宏观性的经济衰弱，对大多数行业的冲击力度差不多，只是低收入群体的积蓄往往更少、投资理财的能力更弱，一旦工作方面遇到挫折，个人财务状况就立即捉襟见肘。

Q：骑著三轮车穿梭于北京的高档小区与城中村之间，这种巨大的空间与阶层落差，对当时的你意味著什么？对你而言，北京这座超级城市是冷酷的还是包容的？

A：我在北京从事快递工作时已经40岁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长年累月建立的，并不会因为在快递工作中的见闻就大受震撼或刷新认知。虽然我负责的小区有的比较高档，有的比较破落，但总的来说差距不会很夸张。比如2018年到2019年，我在品骏快递负责的区域，最贵的一个小区今天二手挂牌均价是5.2万元/平方米，而最便宜的一个小区是2万元/平方米。当然，北京肯定也有很贵的小区，但那是少数，我接触不到，而且即使接触到，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这对我并不意味著什么。我觉得北京总的来说是包容的，这个问题要对比来回答，如果你不挑剔，北京有很多工作机会，但相应的生活成本也比较高，对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可能很难享有舒适的生活。而在小一点的城市，工作可能比较难找，工资也会比较低，但生活成本也低。

Q：你的读者多为城市白领和中产阶级，会不会担心自己经历的真实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化为了供人消费的“底层景观”？你在底层看到的“真实生活”，与主流中产阶级的认知最大的断层在哪里？

A：有次我参加一个主题讨论会，和我同席的一位高校老师说，他在上海高校拿的工资，还没有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工资高。我相信在中国的二三四线城市，很多白领的收入未必有我当年高。至于中产阶级，我的读者里当然会有中产阶级，但比例应该不高。中产阶级有更丰富的消费选择，“底层景观”可能不是他们的主要兴趣。事实上，通过网上的读者反馈，以及我在线下参加活动时的观察，我的读者主要是些年轻人，二十几岁，刚踏入社会没几年，对工作怀有困惑、对社会心存怯惧、对人生感到迷茫，甚至还有相当多读者是在校学生。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在中国内地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清楚达到什么条件才算是中产阶级。而且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有著一致认知的群体，有些人发了财，但整体认知水平不高，仅仅在赚钱这件事上有些心得，或掌握了某些方法门路，这种情况似乎很普遍。如果真的有“主流中产阶级的认知”，那我也不清楚其到底是什么。

Q：《我在北京送快递》最打动人的是极度冷静、克制的叙事语气。面对那些不公和压榨，你为何刻意收敛了愤怒，选择了这种平实白描？

A：我没有刻意收敛愤怒，因为这本回忆录是事后的记录，那些让我愤怒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或几年，愤怒早就已经消散了，我在动笔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假如专门去还原那些愤怒，感觉反倒更像刻意，甚至接近于表演。但是，我不是没有写下我曾经有过的愤怒，有些客户对我不公正，明明自己犯的错，却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让我蒙受损失，我有写我当时“被气炸了”，并且在手机里记下了他们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准备将来离职后去找他们算帐。

Q：外界给你贴满了“素人作家”、“快递小哥”等标签，你觉得这些标签是帮助你的声音被听见，还是反而是一种局限？

A：两者兼而有之，开始时我会澄清，后来发觉没有用，读者和公众的认知是一个既有的框架，我只能被塞到既有的最接近的分类里，因为这个世界太丰富、复杂，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有限，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耐心和兴趣，去一一甄别每一件事物，去了解它们的细微区别和独特性。

Q：面对庞大的社会结构问题，你觉得非虚构写作的力量与边界分别在哪里？对于那些依然在流水线上、在送外卖的劳动者来说，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A：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而且非虚构也不是一个题材或体裁概念，比如游记、日记、自传、信札等，都被归入非虚构范畴，我无法针对整体的非虚构写作回答这个问题，但对我个人来说，写自己的经历和感想，最重要的是说真话，说事实，不能说谎。因为《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一本打工自传，不涉及对他人的采写，不进行社评或理论结构，不输出观点或主张，所以我没有专门考虑过边界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依然在流水线上，或在送著外卖的劳动者来说，文学可能不是迫切或首要的事情，但文学对所有人都开放。

Q：当下很多年轻人高喊“躺平”和“反内卷”，作为一个早早实践低欲望生活、主动退出竞争的人，你觉得自己的“退”和当下年轻人的“躺”，在底色上是一回事吗？

A：我觉得有点接近，我是在30岁之后，认识到自己再怎么奋斗，也很难赶上身边的同龄人——从一开始我就落后了，这种差距还越拉越大——而且他们的生活内容和追求对我也缺少吸引力，我只是出于从众心理才盲目地朝著大多数人努力的方向努力，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充满痛苦，同时我也清楚即使自己做到了也不会真的快乐。但低欲望对我来说，不是后来培养的能力，而是自小养成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势”，我知道有很多人难以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好胜心，那么“躺平”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