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创校的民生书院（Munsang College），是二十世纪初香港城市规划与东亚宏观政局交织而成的产物。《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由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邝智文所撰，他自本世纪初投身历史研究，笔耕不辍，专研近代东亚军事史，尤精于清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香港历史。他在书序中坦言，自己从未想过会为一所学校撰写历史。这本著作在启德滨住宅计划下应运而生，丰富了除港岛和新界以外，关于九龙以至“新九龙”的历史研究；亦让人窥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的发展与变化，一所书院，见证香港百年的空间史与军事史。
文：香港电台开卷乐｜原题：一所汇集前清举人、传道者、漂泊洋学者的书院？：《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上）

动荡时局下诞生的学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重塑了全球政治版图，也在中国社会激荡出各种全新视野与思想。这些新兴思潮中，基督教网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十九世纪末起，随着基督教青年会（Y. M. C. A.）在各地萌芽，加上伦敦传道会和浸信会等组织在沿海城市建立教会学校，培育出一批兼具西方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华人菁英。这群知识分子既拥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又怀抱炽热的爱国抱负。在目睹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们不约而同地达成一项共识：唯有透过引进优质的现代教育，才是改良社会、实践救国宏愿的根本途径。

与此同时，香港在二十世纪初持续扩展，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庞大的社区需求，启德公司看中新九龙的发展潜力，决定在九龙湾一带斥资填海，目标是打造一个规划完备、配套设施现代化的华人高级住宅区。要吸引住民，教育设施是重要的一环。启德公司在当时的招股章程中，郑重承诺将“为居是邦者之子弟谋教育”，计划在该区开办完整学校体系。这项因应城市扩展而生的承诺，恰好与当时华人知识分子推动西式教育的理想一拍即合，成为民生书院创校的历史起点。

民生书院创校史

“民生书院”校名的由来，是取两位创办人区德（又名区泽民）的“民”字与莫干生的“生”字，两位皆是启德滨建校计划的推手兼出资人。一九二二年，他们的共同朋友曹善允正式提议筹建学校，并于一九二六年三月正式开学，历时近四年。鉴于当时香港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发展，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物色一位具西化教育背景而又合适的领校人才，耗时不少。及此，便不得不提书院的首任校长——黄映然。

一九一零年，黄映然获传教士豪姑娘资助，由汕头转至香港圣士提反书院深造。该校由何启与曹善允等绅商创办，致力提供西式基督教寄宿教育。一九一二年，他再获资助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年后取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后来他再远赴美国进修，曾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读硕士，后转至阿默学院（现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深造，获得电机工程研究生文凭。

时值一九二零年代中期，中国教会学校本地化浪潮，留美归国的黄映然迎来大展拳脚的机遇。黄映然兼具工程背景与美国学校行政训练，履历远优于当时群伦。身为圣士提反旧生，他随即被史超域牧师赏识并引荐给曹善允。他自一九二六年起执掌民生校政长达十四年，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自由的行政作风，对民生书院战前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兼收并蓄，教职人员不论出身

在香港大学以英语为唯一收生标准的殖民时代，民生书院自创校起便特立独行，坚持“中英并重”与母语教学，小学部更前瞻性地兼授文言文与白话文。首任校长黄映然对学术把关极严，规定入学必须通过中文与算术考试，故此，开学时全校仅录取到十八名男生，当中包括创办人曹善允的两名儿子。草创初期的民生书院规模精简，仅有四名教职员，包括校长黄映然、其夫人刘似兰、中文老师廖耀农及外籍英文老师陆克夫人（Mrs. Anne E. Luck）。然而学校发展迅速，到了第二学年，学生已增至六十多人，教师亦扩充至十八人，当中不乏兼职的传教士与英军家眷。文献记载，战前在民生执教的老师累计超过一百三十二人。这群学者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

在众多外籍教师中，以蒲乐道（John Blofeld）最具传奇色彩。这位生於伦敦的剑桥高材生因醉心东方神秘主义与佛教，于一九三一年毅然辍学奔赴上海，却因病受困于香港且用尽盘川。黄映然校长惜才，邀请他加入民生任教。此外，九龙在当时远离政治核心，加上民生书院不隶属任何宗教团体，其自由包容的校风，成为各方知识分子躲避政治风浪的安身之所。例如晚清的梁广照，他秀才出身，曾任职清廷刑部，在清亡后退出政坛投身教育，并于一九二八年加入民生担任中文教师。这群新旧思潮交织的标志性人物在民生汇聚，共同实践兴学抱负。

（本文原刊于报章专栏《开卷乐》，此为加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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