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邝智文撰写，他自本世纪初投身历史研究，笔耕不辍，专研近代东亚军事史，尤精于清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香港历史。早前出版。其中日占时期是香港历史沉重的一笔，而民生书院（Munsang College）幸存的出版物保留了大量宝贵的战时一手资料，使民生的师生参与抗日的记述，得以流传至后世。
文：开卷乐｜原题：书本与战火相隔多远？《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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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民生书院自创校之初便深植强烈的民族意识。一九三六年后，随着中日冲突激化，校园内的活动皆与时局紧密相连。当时，书院虽正为嘉林边道新校舍筹募基金，但面对国家危难，全校师生毅然发起一连串支援抗战的赈济与筹款活动。

一九三七年战争全面爆发，民生书院积极投入抗战支援工作。在后方救护方面，校内女教师与女生合力缝制了一百套伤兵内衣，并邀请“侨港海员洋务援赈战区被难同胞联合会”代表司徒月琴莅校教导救伤技能。同时，学校将时局新闻融入日常教学，据旧生徐添福回忆，体育老师陆恩敬为了锻炼学生的防卫意识，曾在校内推行“大刀操”与“木枪操练”。然而，这种带有军事训练色彩的演练随后惊动了官方，在劝喻下被煞停。

此外，多元化的筹款与物资捐赠在校内不曾间断，并一直持续至香港沦陷。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民生书院召开全体员生大会，决议实行“定额长期救国捐输”，规定学生每日捐献一仙铜币、教员每日捐五仙银币。翌年十月，全港发起“为前方将士征募棉衣运动”，学校第一时间响应，校长伉俪率先捐出十件寒衣，全校共募集近百件。在民生师生中，投身前线的参军者至少有五人，他们一路上投书《民生书院校闻》，将亲身体验分享予同侪后辈。这段历史彰显了民生书院的风骨，亦成为战前香港华人共赴国难的缩影。

沦陷：渡过劫难的书院文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香港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率先进城的日军部队占领了九龙城与启德机场一带，民生位于启德滨的旧校舍其后被拆卸，嘉林边道的新校舍则在一份关于九龙仔石屋的日本文件中，被标注为“波八一一五部队真锅队”的营房。那时，不少宽敞的校舍于日占时期被军方占用作为军营或医院。民生之所以被列为敌产，除因战前积极抗日外，更可能由于师生在保卫战时已撤离，使校舍空置而沦为日军占据的建筑。

沦陷时期的书院虽然停运（除了小学部），但民生的师生仍在困境中挣扎求存，延续知识。民生书院体育科主任陆恩敬在香港沦陷期间留港，并加入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的团队，参与日据政府成立的“香港市民图书馆”工作。当时，陆恩敬等工作人员被编入调查班，负责查访全港各地的藏书。他们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四处搜集并保护因战乱而流散的重要文献与书籍。在他们的努力下，包括圣约翰书院、英国俱乐部（可能指Hong Kong Club）以及民生书院本身在内的大批珍贵战前资料与古籍得以保留下来。这项工作不仅让陆恩敬在艰难岁月中得以糊口，更为民生书院保存了关键的历史根基。

重生：一所被深爱着的学院

二战给香港与民生书院带来无法磨灭的破坏。一九四五年九月，英军接管用作日军营房的校舍，经校董曹善允与教育司柳惠露向军方斡旋，嘉林边道校舍才于翌年五月获归还。此时小学部率先复学，中学部的复校却因校舍残破而一波三折。当时门窗尽毁、水电不通，校园遍布防空洞与遗留弹药。面对百废待举且经费短缺的困局，曹善允曾提议将学校交由政府接办，时任校长黄欢连亦对重组中学部感到却步。

然而，陆恩敬与林思显等同学会活跃成员强烈反对，坚持恢复中学。在同学会与校董会积极联络并达成共识后，各方协力修复校舍。随后，同学会不仅全力发起捐款活动以修缮校园，更特别为贫困学生提供资助学额。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同学会举办了战后第二次校友日，吸引约百名校友共襄盛举，此后校友日成为每年传统，为民生书院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复苏的生气。从艰难复校，到后来脱离政府资助与扩充校舍，民生书院始终发挥着校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All For One, One For All)的精神，师生眷爱书院的情感不变。

（本文原刊于报章专栏《开卷乐》，此为加长版。图片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