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福伯”二字是殓房工作者的代名词。然而，这个称呼的背后，藏着一段被岁月遗忘的真实故事。

人称“福伯”的叶福，是香港第一位华人法医听差（又称殓房助理员或殓房服务员），协助法医进行遗体解剖与殓房管理的专门职位。他原为内地富家子弟，因战乱来港，最初为街头小贩，后加入政府，从信差做到华人法医听差。从一九四六年入行起，福伯经历了天花疫症、一九六二年温黛台风、一九七四年跑马地纸盒藏尸案、七十年代廉政风暴、越南船民潮等重大历史事件。虽职位低微，但他为人诚恳及乐于助人，以使在一九八一年，获时任香港首席法医王阳坤医生提名，获颁授大英帝国勋章（BEM）。

“福伯”的女儿叶秀娟，从小在殓房旁长大，后来成为小学教师及教育署视学官，移民纽西兰后取得教育硕士学位。半生漂泊之后，她回望父亲的一生，将深情化作文字，写成《我的爸爸是福伯》一书，让那些在死亡身旁绽放的人情温暖，穿过尘封的记忆，重新被看见。

童年，在殓房旁边

叶秀娟的家，就在殓房隔壁。一家九口挤在狭小的宿舍里，左邻右里加起来二十多个小孩，全是公务员的子女。他们的游乐场，是殓房的空地。“我们在空地打乒乓球、踢足球。爸爸买了张乒乓球台给我们，又带我们去看南华足球比赛。”福伯是南华的球迷，每逢球赛，一家大小穿上蓝衣，挥旗呐喊。那是叶秀娟记忆里，最热闹、最快乐的时光。

但最特别的，还不是足球。有一天邻居六叔走到宿舍天井对叶秀娟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谨记不要走近厕所那道墙。”可是叶秀娟从来不怕。她晚上一个人走去殓房旁边的写字楼温书，灯一开，静静坐着，偶尔读到一半，就有人按铃——“黑箱车”到了，送来一具遗体，她便放下书本，开门，看着工人把遗体推进殓房。对叶秀娟来说，殓房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而是留下一段美好印记的居所。

爱助人的爸爸改变了女儿的一生

因工作关系，“福伯”认识很多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士，加上他乐于助人，因此在他有困难时，别人也乐意为他提供协助。十七岁那年叶秀娟时常发烧，当时一位吴医生亲自上门诊症，发现叶秀娟感染肾结核，即时安排肾脏科顶尖教授为她动手术，救回她一命。这位吴医生是当年跟随“福伯”在殓房学习解剖的医科生，后来成为玛丽医院院长。若非得“福伯”这位好友相助救治，叶秀娟自言今天的故事便没能流传下去。

一九七零年，叶秀娟报考罗富国教育学院，放榜后迟迟未收到取录信，以为落选，极度失望。一星期后，与父亲熟稔的邮差来电：“有封信是给你女儿的，不过寄错了，派去了加路连山道。”原来信件误寄至另一个区域，本来势必石沉大海，但邮差感激福伯平日经常帮助他，故亲自把信送上门。虽然已过注册期限，但校方体恤接纳，叶秀娟顺利入学，完成两年师范课程。

为父亲发声：电影《福伯》不是我的爸爸

二零零三年，港产电影《福伯》上映，叶秀娟指电影中的人物只是虚构角色，与其父亲并无直接关系。至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爆发，叶秀娟身处外地，封城期间被困家中，面对电脑，她开始在社交媒体连载父亲的故事。没想到反应热烈，许多人鼓励她出书。后来得到编辑协助，找到许多珍贵旧照片，终于完成《我的爸爸是福伯》这部著作。叶秀娟希望还原父亲真实的人生，让大家看见福伯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

《我的爸爸是福伯》不只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幅旧香港的社会风景画。透过一个在殓房工作的基层人员的故事，我们看到五、六十年代的人情味、街坊之间的互助精神，以及一个父亲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爱护家庭、帮助他人，甚至改变子女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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