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尚未崭露头角，他担任《多伦多星报》的外派记者，与第一任妻子赫德莉前往法国巴黎旅居，撮写通讯报道。
文：香港电台开卷乐｜原题：我多希望在我只爱她一人时就死去：《流动的飨宴：海明威巴黎回忆录》（下）

赌马、旅行、租住旅馆写作、流连咖啡馆、光顾高级餐厅……他把这段生活形容为“穷但快乐”。读者也许会会心一笑，与吃不饱、穿不暖的底层比对，海明威的生活可谓是相当有余裕了。贫穷的标准见仁见智，不过，快乐确实在字里行间流溢，花都的际遇影响其往后的文学生涯，他与摰爱相拥入睡、分享见闻，苦乐参半的日子，始终幸福。巴黎与温情的滋养，丰盈了他的一生。

撕页的痕迹

同伴的长相与姿态、景物的具体描写、轻淡如日记的口吻……巴黎的一切历历在目，恍似昨日。当我们得知《流动的飨宴》是海明威临终前三、四年间的书写之作时，可能既感意外，亦感受到其中的无限怀思。

有别于边走边写的游记，它是一部回忆录，是结合追忆的实时笔记。海明威在自序中坦言，“书中许多地名、人物以及作者的观察和印象略去不提”，在作家笔下，这段前尘旧事的呈现经过铺排与编选，是六十年代的海明威审视二十年代的自己、一场跨越半生时空的对话。

回忆录的撰稿断断续续，直至海明威辞世以后，最终在一九六四年才经由第四任、亦是最后一任妻子玛丽编辑成书。她删减了部分手稿，主要是海明威对当时妻子赫德莉的愧疚与致歉。究其原因，外人无从得知。直至孙辈重新编版，被“撕去”的文本才被归还给这本回忆录。

欢迎到访第三空间，此处有思想、对话与机遇

聚会，是文化人交流、寻求机遇、宣传和发表作品的重要环节。除了咖啡馆和酒吧，沙龙文化亦是思想与艺术的摇篮。

书中第二章写到，海明威在卢森堡公园认识了被誉为“文坛教母”的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她是作家，亦是巴黎艺文界蓬勃发展的重要推手，提携了马蒂斯、毕卡索等现代艺术家，时常在花街二十七号的寓所举办沙龙。夫妇俩每逢造访她的住处，都会获得点心、茶和甜酒的盛情招待。

海明威每次经过都会访造工作室，观赏画作，与健谈的史坦女士谈天说地。不只是赏析文学和艺术，史坦女士还会指导他如何买画、投资。纵使后来二人因文学理念不合而渐生嫌隙，这段往事被记录下来，兴许说明对这段友谊的珍惜。

位于奥德翁街十二号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性质近似私人图书馆。海明威第一次去书店时，因没有带上足够的钱加入租借图书馆而感到羞怯，亲切善良的店主苏薇亚‧毕奇（Sylvia Beach）女士对他说，可以等有钱时再交保证金，且为其填了一张卡，并说无任欢迎他借书的数量。

“其实，她并没有理由信任我。她从来不认识我……然而，她是那么开心，那么热情，那么亲切。她的背后就是图书馆的宝藏，一排排高达天花板、延伸到正对内院的里屋的书架，架上堆满了书籍。”面对真诚的善意，谁人的心能不跃动鼓舞呢？这些物质和心灵的支援，对于初出茅庐的文士而言，可谓是莫大的慰藉与滋养。

“失落的一代”

一九二六年，海明威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或翻译作《旭日依旧东升》（The Sun Also Rises））问世即引起轰动，扉页题词“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更成为时代的深刻标签，它精准勾勒出战后青年集体的精神创伤，以及在传统价值瓦解后的迷惘与疏离。

这句定义了整段战后岁月的名言，最初的出处，竟只是巴黎某间修车厂老板对年轻员工脱口而出的一句抱怨，后来经由史坦女士转述给海明威。许多年后，海明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重新提起了这段往事，澄清这句名言的真正由来。当时，曾是导师与挚友的史坦，却早已与海明威渐行渐远。海明威亦频频把对第一任妻子赫德莉的怀念与愧疚投放于笔墨之中，甚至写下：“我多希望在我只爱她一人时就死去。”究竟是他晚年对纯真岁月的追悔，抑或只是文学上的感伤？这份藏在文字背后的内疚，静静地交由读者定夺。

书中尾段，流逝的时光已然恒永：“巴黎的生活永远写不完，在巴黎住过的人回忆也回然相异。不论我们变，巴黎怎么变，也不论去巴黎有多容易，有多困难，我们总要回到巴黎。巴黎总值得眷恋，不管你带去什么都能得到回报。不过，这里写的是早年的巴黎，当我们很穷、但很快乐时的那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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