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写道：“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在他的笔下，那片水面映照青春与时代的波光，而在青年导演卞灼的首部长片《翠湖》里，则透过一个孤单老人的视角和静谧的湖面，映照中国三代人的家庭故事，温柔而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当代中国家庭在时代洪流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爱、遗憾、苦难和情感的光亮。

今年37岁的卞灼，摄影出身，心中却始终有导演梦。2023年他摔伤腿返乡休养，意外翻找到外公遗下的一本日记，第一页写著：“元勤，我好想你”，元勤是卞灼外婆的名字，日记本记录一位老人在晚年对亡妻的深情思念，以及他作为家庭“旁观者”，对儿孙辈生活的注视。《翠湖》的故事也由这本日记开展。

有网民如此描述，“翠湖的波光中映照著中国式家庭的情感”，有人称赞，翠湖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把一个关于家庭和离别的故事都浸在翠湖的波光里，写就三代人的故事和困境，“从一汪湖水的涟漪开始，把一辈子的重量揉进了细碎的家庭日常里，这是一套温柔的，属于中国人的电影。”

导演卞灼接受《香港01》专访时，坐在云南一处洒满阳光的后院。他不止和我们聊作品，也谈对香港的印象，对电影业未来和中国新导演处境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电影走过充满热钱的时代或许产业会逐步走向小众化，但对真正的创作者和热爱电影的人来说，“可能会痛苦，但是是一个好的时代。”

《翠湖》：以阶级为底色的中式家庭缩影

尽管《翠湖》呈现出极致的温柔，卞灼在构思家庭成员时，却带著一种克制的冷静。他并非全然从伦理出发，而是将社会学的视角植入客厅。

“我构建这三代人的时候，没有太使用家庭逻辑，而是用社会阶级性做本质的分割。”卞灼解释，戏中的三个家庭分别代表了工薪阶层、中产与精英，“我希望家庭是一个小小社会阶层的缩影。因为占有物质资源的多寡不同，造成了阶级上的差异，这是家庭关系设计的基础。”

卞灼称，外公那一代经历过建国初期，文革十年动荡再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包容性极大；中间那一代则是体验了从物质贫穷到逐渐丰富的过程，他们身上带著深重的“集体主义烙印”，即便个体再不同，合在一起本质却是一样的；而年轻一代则在优渥中追求独特性与精神表达。

卞灼试图透过镜头，替这三代人说出没办法说出口的话，“我希望把他们的背面，在家庭里面他们隐藏比较深的那一面，替他们表达出来。”

喜欢杨德昌处理现实社会的矛盾　最爱寇比力克的“不合时宜”

提到华人家庭里人物的背面和微妙的情感，许多影迷会想到杨德昌的《一一》，亦有人提到李安的《喜宴》。卞灼表示，自己确实从小看杨德昌和李安的电影，可能会有潜移默化的借鉴，“在华人导演里，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杨德昌。”

他著迷于杨德昌关注社会现实矛盾、却又不急于要解决或用残忍的方式解决。不过他不讳言，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是占渣木殊（Jim Jarmusch，内地译作吉姆贾木许）与史丹利．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内地译作斯坦利·库布里克）。

卞灼说道，“我特别喜欢库布里克影片里那种人物身上，那种与这个时代特别不相容的感觉，我一直很迷恋这种东西”，他眼中的库布里克像个研究博士，每部片都彻底钻研，“我觉得很屌，是我的榜样。”

中国老年人成为一个“沉默的圈子”

《翠湖》将眼光放在迟暮的老人，是少有的中国电影的题材。卞灼表示，自己一开始想法很简单的，“拍一部电影献给我的家人，然后献给我的外公外婆”，但也因此他深刻观察老人群体，发现人会越老越单纯，不再追求传统的权利和地位，老人会越来越追求灵性而温和，但也会慢慢群聚，变成一个沉默的“圈子”。

卞灼说道，“因为在社会上话语权慢慢缺失，他们很想介入年轻人的生活，却很难再进入话语中心，大家也不太愿意听了。”

但他也幽默分享观察称，男性老了后荷尔蒙下降，变得柔和；但女性老了则更有个性、更明确自我需求。“现在流行一个词叫‘超雄老奶’，女性老了之后自我意识反而更强”，这启发了他下一个剧本：写一个80岁丧偶的老太太，想找一个60岁的小鲜肉谈恋爱。对他而言，这些是被主流电影忽视的、动人的自我意识觉醒。

从拿摄影机到导演椅的身份转换

虽然大学在美国主修电影制作，但在担任导演之前，卞灼深耕摄影多年，这段经历并非偶然，他笑称最初是源于一种“生存危机”。在学生时期，他常看到导演被摄影师“拿捏”，甚至在背后被骂“傻X”。

这让卞灼意识到若要掌握话语权，必须从底层技术学起。“我一定要去认识技术，方方面面都要学习，才能当好一个导演。”

卞灼称自己在摄影里面发现了很多魅力，“第一个魅力当然就是你站在一个百万级别的摄影机旁边，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先满足你的虚荣心；另外在构图和拍摄它也有许多的门道，可能作为导演来说，他就是想要传达一个情绪和一个状态，但是这其实是需要摄影将它翻译成影视语言的一个过程，摄影带给我一种对于电影语言的审美的培训。”

卞灼从美国毕业归国后，曾协助多位新导演捕捉脑海中的画面，这段“带著导演思维的摄影师”的经历，最终在《翠湖》里淬炼出对光影流转的敏锐捕捉，许多影迷称赞他的影像中有著著摄影师转身后特有的精准与温柔。

曾两次访港　意外被港产动画《世外》感动　赞叹香港高效

谈到香港，卞灼有著跨越十年的记忆。2013年他先到尼泊尔旅游，再到香港，身为游客的他选择住在重庆大厦，他笑称，当时感觉自己像没离开尼泊尔，“下楼吃的也还是印度菜，很神奇”。

而2025年，他带著《翠湖》来到香港，夺得亚洲电影节新导演的奖项，让他见识到香港的高效率，“颁奖就在百老汇中心门口，所有人坐一排小凳子，10分钟搬完。奖杯甚至还没刻好，领完后工作人员还跑过来回收，说是摆拍用的。”这种随性让他倍感松弛，连带进入一种“上班下班”般的自在，“这是在其他影展没有过的体会”。

香港亚洲电影节之行，卞灼每天早上都会看一场电影，第一天看了内地院线没上的朴赞郁的《选择有罪》，第二天他则意外被港产动画片《世外》击中，在观影时爆哭，“我哭得跟狗一样，我好爱这个电影”，卞灼说在香港感到特别的自由，“有机会回到一个影迷的身分，那两天过得很幸福”。

电影好的时代？青年导演的考验：钱、阶层固化与红线

谈及中国青年导演的处境，卞灼的言谈间展现清醒与无奈，“最困难的肯定是钱的问题。”他坦言，现在的中国电影圈存在严重的阶级固化，“资源永远掌握在一些‘老登’手上”，更艰难地是，许多才华横溢的新导演一展露头角就被收编，沈沦失去自己的样子，最终销声匿迹、“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不好、没钱了，对青年导演反而是好事。”，卞灼称，其实电影圈很多“老登”他不是真的爱电影这一行，“他可能只是享受电影带来的名利，有一句俗话，‘就算是一个猪站在风口上，它也会起飞，它可能只是只幸运的猪。”

他认为现在中国电影不再有热钱，那些不爱电影、只想逐利的“幸运猪”会离开风口，转投短剧的怀抱，“电影会慢慢变成小众的东西，迫使大家思考如何以小成本制作好片”，而愿意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创作者。

卞灼说，在他参加金鸡奖时也有发现，国家和政府从上到下也开始关注到扶持新人和新电影的重要性，“因为再不扶持，再不打破原先的方式，那其实（电影）会死亡得更快”，他说道，“对于新导演来说，也许不是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当然是有热钱的时代；但对于真正的创作者来说，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但是可能会过得很痛苦。”

他半开玩笑地吐露出一代创作者在夹缝中生存的韧性，卞灼笑称自己只是不愿意买惨，“大家都觉得我从容、游刃有余，其实没有，我也一直是连滚带爬过来的。”

也正因为这份务实和透彻，让卞灼很清醒地看待中国电影的商业规则。他透露，《翠湖》这类中、小成本艺术片的生存关键在于“政府补助”而非票房。

卞灼介绍，“比如金鸡奖拿奖了，会有300万人民币补助；参加国际A类的主竞赛，拿奖有200万。电影类最高的补助是宣传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最高可以拿到800万；华表奖获奖，最高有500万，每个省也有对于电影扶植的奖金，但规定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是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些文艺精品的基金和国家专项资金补助。”

卞灼分析，“因此如果你成本控制在300万以内，又有艺术水准，走补助路径是可以回本的，大家不会太在意上映后的票房，因为宣发费可能比制作费还贵，那是另一个大坑。”

提到中国电影在审查时难以捉摸的红线，《翠湖》涉及了外公曾被打成右派、文革十年的阴影，这在内地公映前是未知数。卞灼坦言自己做好了“被删减”的准备，甚至拍了两个版本，幸运的是最终竟保住了。他也称，“我蛮意外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基调没有让人觉得是在控诉”，对于难以捉摸的红线，卞灼则回应，“电影都快死了，还红什么线？”

未来不想做苦大仇深的东西　卞灼：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对于未来，卞灼有清晰的规划。下一部作品将聚焦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戏剧与祭祀文化，探讨一个与时代不兼容的个体，如何回归原始寻找自我的位置。访谈结束前，卞灼提到了一个遗憾——没能像《饮食男女》那样好好拍一场做菜的戏。他笑说如果还有机会，一定要拍一场讲究的“红烧肉”。

对“烟火气”的迷恋，也呼应他对创作的想法：“拒绝苦大仇深”。卞灼直言，“如果非要把电影拍得那么苦难，我真的不如转行去当厨师。”

卞灼提到，“《翠湖》里老爷子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经历过那10年的事情，又被打成右派，又被欺压连累到他的子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背景，我不想再用那种特别‘苦难’的方式去叙事”，他说，“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是知道的，或者说大家是认知的，包括在香港的氛围可能也有一些东西埋在下面，大家都不太好说。”

卞灼认为，“那些苦难可以是背景，但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点。”

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在卞灼看来，这或许不是热钱涌动的时代，但对于真正热爱电影和真正的创作者而言，这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虽然在阶层固化和红线的夹缝中连滚带爬，却也因此迎来了一个能重新定义电影、痛苦却崭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