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程，90年代初的国企改革无疑是一场“攻坚大考”。当时国企治理僵化、亏损严重，面对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一把手”的朱镕基，以极大的政治胆识与远见，果断引进香港金融力量与国际标准，开启了国企赴港上市（H股）的历史新页，为中国经济随后数十年的腾飞奠定关键基石。

90年代国企沉疴难挽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潮启动。然而到了90年代初，体制沉疴逐渐显现：国企内部治理极度僵化，同时背负庞大的社会负担，导致大规模企业亏损，甚至陷入错综复杂的“三角债”泥沼。

当时主导经济改革的朱镕基，因雷厉风行解开“三角债”而展现出悍将作风，同时亦被反对改革人士称为“经济沙皇”。由于国企改革触及党内既得利益与权贵体制，过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仕途受挫乃至身家性命不保。

问计香港金融界：解开“资金”与“效率”两大难题

为突破国企改革的僵局，朱镕基希望借助市场力量作为主导，并将目光投向了拥有成熟资本市场制度的香港。在朱镕基的召唤下，90年代初，时任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等本港金融界代表多次赴京，共同商讨国企改革的出路。

李业广当时指出，推进国企改革必须解决两大核心痛点：

筹集外汇资金：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可自由兑换美元，能直接解决国企缺乏外汇开展国际业务的燃眉之急。

以市场机制倒逼改革：内地国企数量庞大，若由政府逐家进行体制重组耗时太长。若能引导国企来港上市，借助香港及国际的律师、会计师、财务顾问等专业服务力量，便能利用市场纪律大幅加快企业制度改革的步伐。

两地成立工作小组　朱总“一锤定音”接轨国际标准

在朱镕基放开国企改革绿灯后，中港两地参照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形式，成立了“中港金融工作小组”，双方各派5人参加，中方组长由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担任。

在商讨上市架构时，两地曾就法律制度产生讨论。李业广强调，国企若要吸引国际资金，就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通用标准，否则外资分析员与投资者将难以理解国企的经营实况。针对当时内地尚未出台《公司法》的法理空白，李业广提出创新方案：将股东保障与公司治理等关键体制问题直接写入“公司章程”，使其成为股东与国企之间具法律效力的合约，若国企违约，股东可依法追究责任。

这项关乎国企改革走向的争议，最终由朱镕基“一锤定音”──决定全面跟随国际标准。这项富有极高前瞻性的决定，彻底打消了国际资本对国企治理的疑虑。

《必备条款》填补法理空白　注入20年增长动力

在国企赴港上市的推动下，中国政府加快了商业法制建设。1993年1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施行。

为进一步填补初期法理不足并增强外资信心，国务院证券委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94年8月27日颁布《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将国际化的股东权益保障正式纳入上市守则，成为国企境外上市的制度保障。

首批国企赴港上市（如青岛啤酒等），成功打开了中国企业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如今回顾，这场由朱镕基主导、中港两地智慧结晶促成的国企改革，释放了庞大的企业活力，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至少长达20年的强劲增长动力。同时，这亦协助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成为过去30年全球化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的核心枢纽。

朱镕基前总理以非凡的胆识与市场视野，将国企推向国际市场，不仅改写了中国经济的体质，也成就了香港作为全球融资中心的巅峰时代。这一段历史，无疑是中国人民运用智慧与辛勤工作缔造经济奇迹的深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