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国家、本土、世界——在多元化中激发共同价值的爱国教育
专栏作者：林咏茵
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无法简化为血缘、语言或地缘的自然延伸；它更多是历史、文化、法律与共同记忆等多重元素，经由学校、媒体、家庭和公共仪式等渠道，逐步内化为市民的心理归属和情感联系。而当代爱国教育已不再是单一的政治灌输或形式主义仪式，而是多元文化社会中，身份认同、社会凝聚、全球竞争力与个人发展的综合体现。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历程，更是一个断裂与重构、争议与探索交织的时代考验。
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令本地身份、国家认同与全球身份长期叠加甚至竞争。自九七回归以来，爱国主义教育在港始终未能顺利推进。香港教育政策长期对国家认同建构重视不足，内容策略摇摆不定，加之西方思潮与本地意识等多重因素交织，削弱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土壤。
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起，围绕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讨论愈发激烈，这不仅是教育政策的议题，更是身份认同、价值观建构与政府治理的深层交锋。随着特区政府于2024年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并配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在学校、社区、文化机构等多个层面落实相关工作，以及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北京揭幕，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正迈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进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的调整，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重构与文化价值重塑。其核心价值，在于培育愿为共同体承担义务的现代公民，然而，若推行过程过度政治化，或仅以单一价值灌输，便容易引起市民疑虑，甚至被误解为“洗脑”，反而损害市民信任，造成反弹与疏离。香港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国际都市，在推进爱国教育时，必须深入考虑如何在全球视野、本地身份与国家认同的交汇处，设计出切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教育内容与目标。同时，香港也需要在“信任赤字”与“社会多元”中回应国家发展与社会对凝聚力的诉求，从而探索出一条真正契合自身的爱国教育路径。
香港爱国教育的历史纵深与现实困境
受港英时期特殊历史条件影响，香港的教育长期淡化国家认同，侧重公民中立、国际化及实用主义，逐步塑造了“去中国化”并强调个人发展的教育文化，致使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现代国家发展缺乏深度认识和建设性思维。回归后，尽管国家认同的讨论开始进入课程，但由于本地教育长期以西方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为主导，加之本地主体意识逐步增强，爱国教育的推进仍然相对缓慢。
2012年“反国教事件”反映出市民对政策的信任不足，以及社会对国家认同的多元诠释。随着公民社会强烈反弹，相关政策最终撤回，“爱国教育”自此被部分群体标签为“意识形态灌输”或“洗脑”，引发公众对相关议题的高度警惕。2019年社会运动再度凸显出一代年轻人与国家情感疏离、价值观分歧与社会共识断裂的现实。爱国主义教育此时既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成为了维护“一国两制”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
美国：“认知—情感—行动”复合教育模式
美国作为典型的宪政国家与移民社会，其爱国主义教育体现在价值观体系与教育实践方式的高度一体化，形成了一套以国家成就与历史叙事为基础，以危机意识为动力，以核心价值为指引，以未来责任为导向的“认知—情感—行动”的复合教育模式。
美国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形象塑造与国家叙事的互动。在教材和教学实践中，美国特别重视自建国以来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这种对国家“成功经验”的突出叙述，塑造了学生对“美国优越性”的集体自豪感与信仰，使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国家荣耀相连结，进而激发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通过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叙述，强化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历史教育、国旗国歌仪式、纪念活动、荷里活电影等多元渠道，共同构筑出鲜明的美国形象，将“美国精神”“美国梦”等国家叙事深植人心。
除了强调国家成就，美国也十分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它通过历史、公民、经济等多元课程，系统性培养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强调法治、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并将“美国梦”、“资本主义优越性”、“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叙事贯穿始终。这种叙事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国家治理与价值体系建构的结果。
美国学校和大学也普遍强化“危机感”与“竞争”的培养，教育学生认识到国家地位、利益和权威随时面临外部挑战。这种忧患意识既源于美国历史（如冷战、反恐等），也面向未来全球竞争格局，意在培养学生时刻保持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与责任感。“9·11”事件后，整个社会强化了“一致对外”的国家意识，学校教育中更是强调新一代公民对国家安全、科技竞争与社会发展的责任。这种导向不仅体现在知识传授，更要求学生将所学内化于行动，强调创新精神、科学素养与公民行动力的实践，让爱国主义成为个人成长与国家进步的动力来源。
美国爱国主义教育还将这些核心价值和国家叙事真正落实于多元且具体的社会实践场域。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参观体验美国全国性的爱国主义基地，如华盛顿的国家广场、自由钟、各州的战争纪念馆、军人墓园、总统故居、历史遗址等，将“历史的现场”转化为身份认同的课堂。公共空间、童军、各类公民社团、军事夏令营、志愿活动等，都是爱国教育的重要载体。这些社会实践不仅补充了课堂知识，更强化了学生的亲身体验与社会参与，使爱国主义成为生活化实践，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新加坡：国家危机意识结合东方传统价值
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特点体现于对国家危机意识与责任感的强化、东方传统价值的现代应用，多元身份的整合、以及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作为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的移民型国家，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国家认同与社会凝聚力的双重挑战。面对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区域安全环境复杂等现实压力，政府将危机意识教育置于国民教育的重要位置，着力培养青年一代对国家生存脆弱性的深刻认识，从而强化公民责任感，使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系。
在课程设计上，学校德育课程自小学起，随年级推进，从个人品德养成、家庭责任、学校归属感，到社会参与及国家服务，逐步培养学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课堂学习之外，学生须参与升旗、唱国歌、诵读誓词、社区服务、志愿活动、参观历史遗迹等多元实践活动，将服务社会的理念内化于日常行为之中，使奉献国家成为具体可操作的价值取向。此外，文化层面的价值引导亦不可忽视。新加坡特别强调东方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核心价值融入德育课程与社会宣传，打造以家庭、集体、社会与国家紧密结合的价值体系，从而在抵御西方个人主义冲击的同时，为多元社会提供稳定的道德基础。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政府还通过多元融合的政策设计，积极建构“新加坡人”的共同身份认同。爱国教育不仅着力于淡化原有族裔及原生文化的差异，更强调种族和谐、民族共融与宗教宽容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并通过法律保障与福利政策等措施，维护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平等与尊重。这一系列制度化的政策安排，持续巩固国民的集体归属感与社会团结意识。
在实践层面，新加坡的爱国主义教育展现出高度多样性和全方位覆盖、深入渗透的特点。除了将学校作为爱国教育的主阵地，政府同时高度重视家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基础作用，以“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和“社会高于个人”作为核心信念，强调学校与家庭应形成协同育人的整体格局。此外，新加坡还充分利用社会和媒体资源，通过教育电视节目、社区实践、跨学科活动、文化周等多元途径，使爱国主义价值观在学校、家庭、社区及整个社会环境中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促进多元价值与国家认同的有机整合。
虽然美国与新加坡分属不同政治体系，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与制度环境各异，但两者的爱国主义教育展现出一定的共通性。这种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层面：
第一，国家认同的多维建构与象征转化
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都不仅仅依赖单一的历史叙事或狭义的政治灌输，而是以历史、文化、法律、象征、仪式等多元维度，共同构筑现代国家认同的心理与情感基础。历史教育与国家重大叙事为学生提供集体记忆的依托，法律与制度教学则赋予国民明确的权利义务意识，而国旗、国歌、誓词、纪念日等公共象征和仪式进一步将国家身份内化为个体的日常经验。这种全方位、层层递进的象征转化，使国家认同成为可体验、可实践、可共鸣的现代公民素养。
第二，多元包容与理性思辨的教育设计
两国同时面对多元族群、多重身份的社会现实，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特别注重设计包容性的内容与参与机制。爱国教育鼓励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学生参与讨论与价值辩证，让国家认同成为理性思辨、情感共鸣和个人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动接受的单向灌输。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共融设计，使不同族群均能在国家叙事中找到情感与价值的共鸣点，从而增强国家认同的广泛性与深度。此外，两国的爱国教育普遍采用探究式教学，强调学生在深切思考、体验与反思中，探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家和社会议题。
第三，核心价值与责任意识的强化
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层面，美国与新加坡均将危机意识与责任等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要素。学生不仅被要求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宪政体系和国家制度以及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与挑战，更需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公民责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系。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不仅提升了国民的凝聚力，亦为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
第四，“从做中学”与公民实践的高度结合
两国均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突破课堂知识的局限，将公民意识、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紧密结合。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均以行动为载体，让学生在“从做中学”的过程中，将国家认同、社会责任与个人价值内化为具体行动。这种以“行动—反思—再行动”为主轴的实践路径，促进了知识、情感与行动三位一体的教育效果，防止爱国主义流于口号或形式主义。
香港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香港的特殊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当下困境，要求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提出适合香港的爱国教育新路径。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强调建设性思维的培养——即不仅仅将爱国教育视为知识的灌输或情感的唤起，更应引导学生以主动、理性且具备问题解决能力的态度，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社会事务，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尊重和包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与观点，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具体而言，香港爱国教育应强调“宪法—基本法”体系下的法治、自由、包容等核心价值，同时融入中华文化、历史记忆和社会责任等元素。此外，爱国教育不能流于口号或形式主义，更需以事实为基础，帮助年轻一代理解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奋斗历程、现代国家建设的艰辛、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与挑战，以及香港与国家休戚与共的现实格局。
历史教育必须严谨，让学生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学习中形成理性的国家认同。在课程设计、教材选择及教学实践方面，应给予多元声音合理空间，避免形成二元对立。通过开放讨论和建设性思维训练，学生才能既懂得爱国，也能理性面对国家不足和社会争议。值得强调的是，爱国教育的核心不仅是知识传授，更在于情感培育。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承载地，香港有责任让学生在语言、民俗、文学、艺术、节庆等日常生活中，自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亲切与自豪，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同时，鉴于香港社会的高度多元，爱国教育也应尊重学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进一步来说，爱国教育还需转化为学生主动参与的社会实践，落实到服务社会、关心香港、关心国家的具体行动中。例如，志愿服务、社区参与、社会调查、历史文化考察、国情研学、科技创新比赛等，都是培养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有效途径。
最后，香港长期形成的国际化优势，不应在爱国教育中被排斥。事实上，爱国主义并非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国家认同为根基，拥抱世界、尊重多元、开放包容。因此，香港更应致力于培养“国际化中国人”：既有家国情怀，又能以自信的姿态面对全球化竞争与合作。
总体而言，香港所需要的爱国教育，应是一种能够在多元社会中激发共同价值与责任感的现代公民教育。这不仅止于培养学生“认同国家”或“遵守法律”，更在于引导青年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我定位，成为具有香港情怀、家国责任与世界胸怀的新一代现代公民。这种爱国教育，应跨越知识、情感与行动三个层次，通过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全方位协作，让青年在理解历史、体验文化、参与社会、服务国家的过程中，“知、情、意、行”合一。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理性与情感的双重滋养，知识传授与行动实践的有机结合，促使国家目标与个人理想相互契合。当爱国教育成为香港社会的共同事业与青年自主追求的价值，香港才能真正实现“人心回归”，在“一国两制”下走向共融、创新与繁荣的未来。
“律政思”是由法律专业人士主笔的法律评论专栏，旨在以专业视角，剖析国际、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法律发展、法治建设及相关社会议题，深化公众的理解。作者林咏茵是香港教育大学国家安全与法律教育研究中心讲师、香港大学法学博士。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何为’与‘何去何从’”。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