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香港立法机构需要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从议论走向研究，从监督走向共建。

现届立法会会期将于10月24日终止，同日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将会展开。社会对立法机构的期望早已超越了过往的议政模式，期盼其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战略性力量。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从单纯的“辩论文化”过渡至深度政策研究，让立法会真正成为配合特区政府施政的创新引擎。

行政立法关系新范式

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最佳配合是相互进行深度分析研究而非简单发表意见，即发言背后必须有数据、证据与分析作为支撑，否则议政只会流于空谈，难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香港过往的立法模式显然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过往以委员会为中心、侧重辩论的运作方式，必须转向更专业、更分工明确的研究型模式。反观内地法治建设，尤其是在科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法律标准与国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都有相应的法规框架作为支撑。

这种前瞻性立法思维，正是香港所需要学习的。未来90位立法会议员应当有所专攻，部分负责长远规划，部分专注特定政策领域，与政府部门形成专业对口关系，使议会从“辩论场”转型为“政策实验室”。

研究型立法具迫切性

香港目前面临的多重挑战，无一不需要基于深度研究的立法应对。从新界北区发展，㓥房问题、树木管理、文创产业发展到电子政府转型，现行法规大多停留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

以饮食业为例，现行条例仍以管制为主，而非通过立法促进产业发展。立法本应为产业创造更自由的发展空间，从而提升竞争力，然而香港太多法规仍停留在硬“管”而非“放”的层面。

电子政府转型就是典型例子。从纸本政府过渡到电子政府涉及大量立法工作，至今却仍未有一套清晰的时间表与蓝图。立法会在此过程中不应只是被动审批，而应主动研究最佳实践，制订推动转型的法律框架。

同样，在文创产业领域，香港缺乏类似内地的系统性法规框架。从图书馆、博物馆到舞台安全，都需要一套完整的法规体系支持产业发展。

内地政策研究应借鉴

内地在法治建设上的务实态度值得香港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策略规划功能，以及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工作，都展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与研究支撑。

特首政策组的设立，目的正是“提升政府对长远和策略性议题的研究和倡议能力”。该组织理论上不仅研究内地政策与国际形势，还通过多种途径评估民意，包括网上数据分析、民意调查、聚焦小组讨论等。这种实证为本的政策研究模式，应当延伸至立法会。

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就，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国策密切相关。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提出要“发挥思想库作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香港同样需要将“建设香港特色新型智库”列入“推进香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整个研究体系需重构

要实现研究型立法的转型，香港需要在立法会内建立更强的政策研究框架。这不仅包括强化议员的研究能力，还应涉及整个立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顶层设计”概念为此提供了方向。这意味着需要进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次序和重点任务，制订体制改革蓝图，再由上而下落实至各个领域。第六届特区政府应当“明确设定要优先处理的跨部门重点课题”，进行顶层设计。

立法会可考虑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部门，针对长远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应当“集中攻坚，尽量加快完成”，并可把复杂的大议题分拆为不同研究项目，各由一个跨专业的小型工作组进行。

同时，应当借鉴内地“内脑”与“外脑”相结合的决策思想库体系。立法会作为“内脑”应主动界定研究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提出具体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而大学研究中心和民间智库则作为“外脑”提供支援。

立法现代化的具体议程

新一届立法会面临多项立法现代化任务，其中包括：

电子政府立法：建立数码政府的法律框架，明确电子身份、数字签名、数据共享与保护等标准，推动政府服务全面数字化。

文创产业法规：借鉴内地经验，制订涵盖图书馆、博物馆、舞台安全等领域的完整法规体系，为文创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绿色治理法律：针对垃圾回收、树木管理、环境保护等议题，制订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律框架。环境保护署的抱负正是“为香港缔造一个健康宜人的环境”，并“秉承可持续发展方针”管理废物。

房屋法与采购法：通过立法解决㓥房问题，规管房屋质量标准；同时制订现代化的采购法规，防止类似“饮食水事件”再次发生。

在这些领域，立法不应仅是设定最低标准，而应着眼于创造有利于创新与竞争的环境。

培养政治人才新生态

研究型立法的转型，也需要相应的政治人才培养体系。年轻一代的政策研究能力与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未来立法工作的质量。

立法会应当成为培养政治人才的平台，通过深度研究与讨论，示范什么是高质量的政策分析。这不仅能提升市民对政策的理解与关心，也能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研究能力的政治人才。

香港的智库生态需要进一步发展。目前“没有充满活力的智库生态”，“养不起足够而长期的有素质的研究人才”。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与民间智库需要政府与社会的长期财政支持，才能持续进行政策研究。

立法会选举的结束，正是立法工作新模式的开始。新一届立法会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审议法案，更在于重塑立法文化——从被动监督转向主动研究，从辩论走向建设。

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政策研究框架，立法会将能更好地配合特区政府施政，为香港的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这种转型不仅能提升立法质量，也能增强市民对立法机构的信心与认同。

唯有深耕于研究，立法才能根深叶茂；唯有立足于实证，决策才能行稳致远。这应是新一届立法会的核心精神，也是香港实现良政善治的必经之路。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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