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即，几位资深议员以“薪火相传”为由放弃连任，触发一场关于“敬老”还是“换血”的世代之争。一方忧虑议会沦为暮气沉沉的“老人院”，另一方则警惕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会“搞乱档”。这场看似关乎代际更替的辩论，为政坛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话题，却也不幸地成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回避真正矛盾的烟幕。

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绝对乐见更多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理性问政的年轻一辈参与特区治理改革；然而，仅仅将香港治理的深层困境，简化成新旧交替的人事问题，恐怕于事无补。如果说，上一次选举制度的完善，是为了破除那条盲目“照抄西方”的邪路和导致社会空转的“对抗政治”的歪路，那么这一次的换届，就必须直面一个更深层、更顽固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能否借此更替契机，破掉那条被港英裙带资本主义所裹挟、回归后依然阴魂不散的“官商共治”格局的老路，从而推动香港走上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正道？

这才是议会换届的真正考验。因为香港社会撕裂、发展停滞的病灶，不在于从政精英的生理年龄，而在于一种早已僵化落后、被既得利益俘获、不敢大刀阔斧改革的治理意识和施政模式。当下管治阶层所需要的，不是一场基于出生年份的“换血”，而是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更新”、一种冲破思想枷锁的“解放”、一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革命”。如果换上的只是一批“老样子”的年轻人，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无法为香港破局。

如果留下来或新上场的代议士，仍然漠视弱势困境而维护固化利益，那不如不换。不少传统精英成长于香港经济腾飞时期，可谓吃透了资本主义最蓬勃发展的制度红利，而当下之所以能够享有资源分配优势，也正是受惠于“资本垄断”与“市场失灵”的制度缺陷；然而，他们已经习惯了某种物质享受和利己逻辑，哪怕有些人曾经出身贫寒，但一跃龙门之后背叛阶级，对于弱势群体的困境早就“无感”，对于贫富差距的结构性根源更是缺乏体察，甚至将“阶层固化”误读为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并且认定永远无法消除贫困。

乐施会报告揭示，香港最富裕与最贫穷一成住户的月入中位数差距，从2019年的34.3倍暴涨到2024年第一季的81.9倍；然而，在议事厅内，有谁关注过这组数字？这种“无感”只是冰山一角，并且普遍存在于治港阶层当中，而“无感”的必然结果就是对于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土地问题这个最深层次的矛盾为例，官方长年重复“土地短缺”的论述，巧妙地掩盖了“香港并非没有土地而是土地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真相，从而形成了“有地不开发，有人无屋住”的悲剧。政府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条例》，却对囤积农地的利益集团和盘根错节的乡事势力投鼠忌器——从完全脱离农地价值的“特惠补偿”机制，到纵容土地被倒卖贱卖的“丁屋”政策，再到被质疑输送利益的“公私合营”模式，处处让地产商家予取予求。但有哪些立法会议员，敢于直斥其非、促请当局真正重夺主导权？

如果留下来或新上场的代议士，仍然维护固化利益而固守发展思维，那不如不换。价值观念主导思维模式，一些传统精英基于对香港现代化进程的切身观察，难免形成对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优越认知，自然把“一国两制的50年不变”窄化成为“资本主义的什么都不变”，并且将“自由放任市场”与“单一经济结构”视为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唯一路径，从来没有认真检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和弊端，遑论增长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

最典型的“路径依赖”，是港府长期依靠卖地收入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以为只要卖卖土地就能坐享巨利而毋需积极开拓其他产业，直接导致没有“高地价政策”的香港长期存在锁死发展命脉的“高地价现象”；然而，在议事厅内，有谁尝试戳破如此怪象？经济腾飞期间，金融和地产对库房的贡献非常突出，使得维持高昂资产价格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直接催生了以置业为主导的房屋政策：一方面，鼓吹“置业等于致富”的上流神话，让过半数家庭的身家财产与物业价值深度捆绑，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楼价下跌政策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放纵发展商主导土地供应，配合市场抑制房屋供应，直接推高楼价和地价，导致房屋从“基本民生需要”扭曲成为“财富积累工具”，却宣称是为了确保财政收入以维持“高社会福利”和“低税制环境”。但有哪些立法会议员，敢于破除公共财政迷思、推动香港摆脱被金融地产垄断的发展路径、收入结构和分配方式？

如果留下来或新上场的代议士，仍然维护固守发展思维而抗拒自我革命，那不如不换。当价值观念被利益俘虏、思维模式又被教条绑架，其决策逻辑不但会背离“问题导向”，而且会陷入某种“立场导向”；然而，在议事厅内，有谁能够超越私利、是是非非？昔日议会陷入对抗政治拖累政府施政寸步难行，今后议会倘若只懂唯唯诺诺也非香港之福——假如议员的立场并非基于政策本身的利弊，而仅仅取决于政府的态度，那么一旦行政机关内部存在某种抗拒改革的力量，立法机构的无条件支持就会壮大阻碍改革的藩篱，普罗大众还能够寄望谁来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破除被“程序正义”所包装的“成果不公”呢？

“只有支持”的立场导向，体现在对重大政策的180度转向上。尽管上届林郑月娥政府因为修例失当引发空前管治危机，但任内确实通过一些有利社会长远发展、促进分配正义的政策，例如拍板收回粉岭高球场部分土地建屋、推行酝酿超过20年的垃圾征费计划、发展“明日大屿”大型填海项目。然而，到了现届政府，有的因为执行不善而被轻易推翻，有的因为规划不当而被搁置，有的因为魄力不足而被覆核，但议会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对声音，有人甚至以“凡是反对派推动的就要推倒”为由帮政府背书，罔顾社会整体利益。

这种立场导向，也体现在对于现行政策的完全支持上。面对“简约公屋”只属过渡性质但成本高昂的巨大争议，议员顺利放行；对于较具象征意义而无法触及贫穷根源的“社区客厅”，议员争相赞好；在打击公屋滥用问题上，议员纷纷顺应官员推崇的“斗穷”逻辑；当政府物流署被揭发采购冒牌樽装水时，也只有少数议员作出回应。这种政治生态之下，不少议员不是只懂得举手和鼓掌，就是满足于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如何“成功争取”，甘愿忍受甚至粉饰一些存在根本缺陷的政策。但有哪些立法会议员，敢于给出当头棒喝、提出有效建议、推动公务员彻底改革？

所以，这次换届的呼声，不能再是温和的“换人选”，而必须是决绝的“换脑袋”。香港不需要更多漠视分配正义、维护既得利益、发展思维固化、治理意识薄弱的“年轻老人”，而是需要更多敢于触碰结构矛盾、敢于挑战官僚惯性、敢于破除利益藩篱、敢于推动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辉映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