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将于下周五（10月24日）展开，特区政府举办“行政立法同心治港创未来”研讨会，大有为新时代下的行政立法关系定调的意味。无论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提出行政与立法应该建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强调立法会不是“橡皮图章”，还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直言香港行政与立法关系在回归后的头20年内背道而驰，行政立法关系是相互制衡及配合辩证统一的关系，无不意在阐明，行政立法关系正迎来新的“常态”。

社会近日热衷于讨论哪些现任议员将退下火线，构成所谓的“大换血”。然而，喧嚣过后，香港社会无可避免需要直面制度层面的核心问题：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立法会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其运作效能的指标为何？

从“背道而驰”到“同心治港”

研讨会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讲，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与谭耀宗、刘兆佳作专题演讲。一众讲者不约而同为过去四年的行政立法关系唱响赞歌，描绘了良政善治的和谐图景。这代表了官方论述的核心：告别昔日议会内耗，理顺行政主导体制，是“由治及兴”的必要前提。

行政主导是《基本法》为香港确立的政治体制，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行政立法关系并不明确，立法会的角色定位始终模糊。刘兆佳便直言，2021年选举改制前的立法会，充斥滥用立法会权力和议事规则，使立法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形，行政与立法长期处于对立斗争状态，行政主导有如“镜花水月”。

经历了2019年社会动荡后，中央出手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扭转局面。选举改制的首要目标是拨乱反正，堵塞制造漏洞，终结破坏性的对抗政治。李家超在研讨会上细数，本届立法会在四年会期内审议通过约130条法案，较上届同期超出60%；财委会审批总共近7000亿元的项目；审议通过多条影响深远的法案，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简朴房条例草案》及网约车规管法例等等。

“回归理性”更要“应难而上”

这些成绩清晰表明，一个回归理性的议会，在效率上确实可以显著提升。从这个角度看，这一届立法会的确为行政主导下的立法机关职能摸索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但绝不足以自满。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其实是任何社会治理者理应遵循的金科玉律。

效率不是治理的终极目标，更不是衡量良政善治的唯一金标准。想要精确全面地评判治理成效，就必须剥开效率的糖衣，审视其是否切实为社会大众带来提升生活水平的实质效益、为社会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一句话，量变要带来质变，才是真正成功。

本届政府固然有不少立法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一些关乎习近平所提出的“破解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老大难”议题上，行政与立法两者仍采取回避态度。上届政府历经巨大社会争议才艰难拍板的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土地建屋、酝酿多年的垃圾征费，都被不断拖延或无限期搁置。

这些政策触及土地分配、环境正义深层次矛盾，其存废不应草率决定。然而，面对政府的转軚，本届议会几乎听不到有力的反对或质疑声音，部分议员甚至用诸如凡是反对派支持的就要反对、往届政府的决策不需要支持等偏颇逻辑为其背书。

喧嚣过后考验专业能力

这几天，社会焦点落在谁人弃选、谁将接棒，各种政治传闻不绝于耳。立法会成员的组成受关注是正常现象，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民真正关心的始终是，进入议会的人能否胜任这份专业工作。

行政主导不时被人与“行政霸道”联系在一起，因片面认知而因噎废食固然不可取，但行政霸道确实是治理需要慎防的陷阱。立法会能否发挥应有的制衡作用，正是避免行政霸道的关键。这要求议员明确辅助与监查政府施政的双重责任。议会的立场应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利弊得失与社会公义，而不是行政部门的意向。当行政机关因循守旧或偏离正轨时，立法会必须有勇气提出有效建议，推动其回到正轨，而非仅仅充当政策的粉饰者和护航者。

选举改制以来，社会一个常见的忧虑是立法会会否沦为“橡皮图章”。有过30年议会经验的谭耀宗在发言里回应了这一关切。他提出，行政立法机关应建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做到荣辱与共，“政府做出成绩立法会有所功劳，做得唔好立法会都有责任”。

功能转变必须积极有为

谭耀宗为立法会如何避免被视为“橡皮图章”给出了具体路径：议员不应仅停留于被动接收和事后审议，而应转向主动参与。他以北部都会区规划为例，建议议员可主动组织专家学者收集意见、撰写报告，协助政策提速落实。监督思路也应从单纯“查找不足”，转向从优化角度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缩短时间、减少影响”。

立法会要转变功能，意味着议员不能再满足于在会议上读稿、质询，而必须具备更深层次的能力。这包括对复杂社会问题的调研能力、对政策法案的深入分析能力，以及提出具建设性及可行性替代方案的能力。过去四年政府接纳立法会就条例草案提出的逾1,800项修正案，正说明了议员只要言之有物，其意见是能够被采纳并优化施政的。

理解立法会“大换血”不能只停留于人事更迭。换血是为了继往开来，新一届立法会的工作重点，必然是在现有基础上将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的关系制度化、常态化，并不断提升其内涵。这一新的定位要求议员必须积极有为，提升自身调研与发掘香港社会问题的深度，使得立法会既能对行政机关形成正向压力，促使其施政更臻完善，也能让立法会的监督职能更具建设性与实效性，对治理效能增益。未来的议员，无论是政坛新秀还是资深人士，都必须不断优化自身的立法工作能力，方能不负市民所托，不负国家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