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清晨的香港街头，九龙巴士1A缓缓驶入熙熙攘攘的市区站台。车门打开，上班族鱼贯而入，一位母亲一手抱婴，一手艰难地在拥挤车厢中摸索着座椅旁的安全带扣。拉出—缠绕—扣紧，这套在小轿车里只需三秒的动作，在巴士狭窄的空间里竟花费了她近半分钟。而下一站，仅仅五百米后，她又必须解开这刚系好的束缚，挤过人群下车。这一幕，自2026年1月25日香港强制巴士乘客佩戴安全带新例生效以来，已在全港巴士上无数次上演。

新规规定，若座位配有安全带则必须佩戴，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元及监禁三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上回应质疑时，强调安全数据，称佩戴安全带可降低七成重伤风险与四成死亡风险。不过，政府高官和议员有没有经常坐巴士和试戴安全带呢？一项旨在保护生命的政策，为何甫一实施便陷入“安全带之乱”的舆论漩涡？当安全带从保护装置异化为日常困扰，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真正的道路安全，究竟系于一条带子，还是更根本的治理逻辑。

乱象丛生：一纸法规与千万人的日常

新规实施首日，有记者在14条巴士线观察发现，235名乘客中仅91人佩戴了安全带，佩戴率不足四成。社交媒体上，市民的抱怨纷至沓来：安全带卡死失灵、带身藏污纳垢甚至爬出蟑螂、设计对儿童不友好可能勒颈、短途客刚扣上就要解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市民为规避麻烦，宁愿站立也不愿就坐。然而，根据过去十年数据，巴士意外中重伤和死亡的乘客，企位者分别占近六成和七成。一项安全政策，竟可能因执行不便而将乘客推向风险更高的选择，这无疑构成了首个悖论。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政策逻辑本身。立法缘起于2018年大埔公路巴士翻侧致19死66伤的惨剧，但2018年的《香港专营巴士服务独立检讨委员会报告》并未建议“一刀切”立法。报告明确提醒，任何强制安全装置决策都需基于严谨的成本效益分析，且所检视的海外司法管辖区中，无一强制市区巴士或设有企位的巴士安装安全带。香港的新规，在追求安全的名义下，反而与国际通行的分层次安全标准渐行渐远。

道路的双重性：高速公路与市区脉络

香港的道路网络本身，就隐含着一个被政策忽视的二分法。正如市民凭多年乘车经验所感知的：高速公路上的长途巴士线，佩戴安全带确有必要；但市区内每隔数百米停靠的短途线，频繁系解不仅不便，甚至可能因延误下车而引发新的安全风险。

以港岛城巴26号与九巴1A为例，这类路线穿行于闹市，站距短、车速低，与行驶在新界快速公路的跨境巴士面临的风险谱系截然不同。然而，新规却将两类场景等同视之，用统一的“有带必扣”覆盖了道路的多样性。

这种“一刀切”思维，在治理中并不鲜见。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可管理的单一指标，用行政便利取代了因地制宜的精细考量。当政策制定者坐在办公室审视地图上的路线图时，他们看到的是线条与节点；而每日搭乘26A巴士穿梭于街巷的市民，体验的是每一次起步、停靠与拥挤中身体的微妙平衡。两者的落差，恰是政策脱离实际的生动写照。

被遗忘的核心：司机、车辆与速度控制

回顾香港多年来的严重巴士事故，超速、司机疲劳驾驶、车辆急转弯等往往是比乘客是否系安全带更直接的原因。2003年，立法会就已关注巴士安全问题，运输署当时要求巴士公司全面检讨的六项重点中，包括“防止巴士超速的方法”和“使用其他监测装置的可能”。

20多年过去，技术进步为这些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政府自2018年起拨款五亿元资助专营巴士加装安全设备，截至2024年底，约5,300辆巴士已配置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及车速限制减速器，超过2,200辆巴士安装了先进驾驶辅助及司机状态监测系统。这些装置能自动调整油门刹车防止翻侧、监测司机危险行为并发出警报，是从源头预防事故的主动安全措施。

然而，公众视线与政策焦点却更多被“安全带”这一被动防护装置吸引。这构成第二个悖论：我们花费巨资加固“最后一道防线”，却对前沿阵地的巩固语焉不详。当记者追问执法细节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的回应是“情理法兼备”；当市民困惑于何时该扣、何时可免时，得到的答案是“视具体情况”。这种模糊性，将安全责任悄然转嫁给了最末端的乘客，而非系统设计者与管理方。

悬浮的决策：当治理失去“地气”

一项政策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其意图的良善，更在于它是否扎根于所治理的社会肌理。有议员承认，审议法例时“焦点在第二样嘢”，甚至讨论过的士司机位前可放多少部手机，反而对安全带设计细节“比较少去讨论”。整个附例审议过程，仅在一天内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便“光速通过”，期间未举行任何公听会。

这种决策过程的“悬浮”，与内地官员常强调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形成微妙反差。当立法者与主事官员因公务繁忙而鲜少亲身挤巴士体验，他们如何能感知到安全带卡扣的松紧度、车厢拥挤时系带的不便、长者操作的困难？

政策制定犹如医生开方，需先精准号脉，再对症下药。若仅凭统计数据（如安全带降低伤亡率）就开出“万灵丹”，而忽视本地巴士高载客量、多企位、短途为主的特殊脉象，结果难免“药不对症”。有议员如今建议半年后检讨，考虑短途线改用腰系式安全带，这虽是补救，却更凸显前期调研的缺失。

系上的与解开的一条安全带，在香港的街头，已超越了其物理功能，成为观察城市治理的透镜。它系上的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承诺，却也可能解开政策与民众信任之间的纽带。当市民在颠簸车厢中与那根带子搏斗时，他们困惑的或许不仅是“怎么扣”，更是“为什么”。

真正的道路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分门别类的风险评估——区分高速公路与市区线路；需要溯本求源的预防——投资司机培训、车辆主动安全技术、智能限速装置；更需要接地气的政策制定——让决策者回到巴士车厢，体验那十分钟车程中系带、解带的真实节奏。

当制定政策的人们，放下手中的数据报表，真正坐一次1A巴士，在拥挤与颠簸中伸手去够那个可能已有些油腻的安全带扣时，他们会对“安全”与“便利”的权衡，产生不一样的体悟。城市的治理，终究不是为了系上更多的带子，而是为了让市民在流动中，感受到更多的从容与保障。而这，需要的是双脚沾地的踏实，而非悬浮于数据之上的良善意图。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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