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专栏｜赖嘉敏律师

近日，一宗关于香港14岁男童涉嫌在网络幕后策划、教唆内地未成年人虐杀猫只并散布血腥影像的案件，在中港两地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香港警方已以涉嫌违反香港法例第169章《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将男童拘捕，内地公安亦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惟案件处置结果引发公众及动保团体对于现行法例能否有效遏止此类跨境罪行的深层思考，以及两地对动物权益的重视程度。

此案不仅涉及残酷的虐待行为，更触及了“网络教唆”与“跨境实施”在刑事归责上的复杂性。同时，涉案者低龄化的特征，亦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行少年司法制度中“保护”与“惩戒”的平衡。在“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的催化下，部分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偏离已突破传统认知，利用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免罪金牌”的心态，更是对现行法治教育与预防机制的严峻拷问。在陆港两地法制均未对此类新型犯罪模式建立完善应对机制的前提下，本案无疑暴露了现行刑事司法体系在保护动物权益、跨境执法协作以及少年犯罪行为干预上的多重短板。

内地法律视角：刑法缺位与行政处罚的阻却

本案的核心暴力行为发生于中国内地。审视内地现行法律体系，针对非野生动物的虐杀行为，在定罪与处罚上存在显著的法律真空，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缺位与行政处罚执行的阻却。

1. “虐待动物罪”的立法空白与权益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目前仅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提供刑事保护。对于猫、狗等伴侣动物，法律上将其视为“财物”而非“生命体”。这意味着，除非虐杀的是他人价值高昂的名贵宠物，从而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否则单纯虐杀流浪动物或无主动物，由于缺乏所有权人及财产价值评估依据，难以满足该罪的构成要件。基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目前在内地，单纯的虐杀流浪动物行为尚不构成刑事犯罪。

《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扰乱公共秩序”的适用逻辑与法理错位

本案中，内地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处以行政处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条款。

从法理上分析，执法机关的处罚对象并非“虐杀行为”本身，而是行为人“在网络群组散布血腥视频、恐吓他人”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这种处置方式虽然在现行框架下具备合法性，但其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而非“动物权益”。这种处罚依据与行为本质的法理错位，恰恰折射出动物生命权在内地法律体系中的缺位。

3. 《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的责任阻却

值得关注的是，涉案香港男童虽被处以行政拘留，但并未实际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因此，尽管公安机关作出了处罚决定，但在实体后果上，该男童无需承担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责任。此类条款的设计初衷在于保护未成年人，但在跨境网络犯罪日益低龄化的背景下，是否会成为部分未成年人规避法律责任的制度漏洞，值得进一步探讨。

另外也值得关注的是，尽管2025年6月生效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针对未成年人责任条款作出修订，打破了过往“14至16周岁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的绝对豁免，引入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在一年以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例外条款，但在本案中，涉案男童依然未被实际执行拘留。

为何“例外条款”在本案失效？ 在执法实务惯例中，法律术语中的“情节严重”或“影响恶劣”，通常对标的是针对人身安全（如严重殴打）或重大公共秩序（如聚众滋事）的侵害。尽管虐杀猫只在社会道德层面极度残忍，但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动物权益的位阶依然较低。执法机关对于将单纯的“虐待动物”行为纳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范畴，仍持相当审慎甚至保守的态度。这使得修订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动物保护领域的威慑效力，因行政裁量的惯性而受到显著制约。

香港法律视角：长臂管辖的与少年量刑的两难

从香港的法律体系出发，警方虽已根据香港法例第169章《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采取拘捕行动，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有关策划行为发生于香港，但实施行为与损害结果则在中国内地。面对这种跨越法域的遥距犯罪，香港司法体系在确立管辖权及厘定刑责上，依然面临重重法理障碍。

1. 属地原则的严格束缚

香港刑事法律遵循“属地管辖原则”，即原则上只对发生在香港境内的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在本案中，受害猫只身处内地，虐杀的行为亦全部发生在内地。根据法理，既然“残酷对待”这一核心构成要件发生在香港以外，香港法律实难以“长臂管辖”至香港境外的动物权益。

2.“促致”与“从犯责任”的依附性困局

目前警方的拘捕理据在于男童涉嫌“促致”他人残酷对待动物。香港法例第169章第3条列明，任何人“导致、促致或协助”动物受痛苦，即属犯罪。这意味着法律网罗的不仅是亲手施暴者，也包括幕后主脑。

然而，在普通法的共犯理论中，教唆犯或从犯的刑事责任往往具有“依附性”，即必须存在一个受香港法律管辖的“主犯”或“主罪”。“从犯”需要对“主犯”的犯罪意图有认知，并在行动上提供帮助或鼓励。

这里出现了一个逻辑死结。第169章《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在立法初衷上，旨在保护身处香港司法管辖区内的动物免受不必要痛苦。由于内地实施者（主犯）的虐杀行为（主罪）发生在香港境外，且受害对象（内地流浪猫）不被视为香港法律下的受保护对象，因此该“主行为”在香港法律视角下难以被认定为刑事犯罪。若主行为在香港法律下无法构成犯罪，那么男童在香港发出的指令，则失去了相关的依附性。

3.《少年犯条例》下的量刑限制

即便成功定罪，香港的少年司法制度亦对判罚有相关限制。根据《少年犯条例》（第226章）第11条：“任何少年人，即年满14岁但未满16岁的人，如可用任何其他方法予以适当处理，则不得被判处监禁。”

对于初犯少年，法庭更倾向于感化令、社会服务令，或判入教导所进行更生。这与公众期待的“重判”往往存在落差。法律的设计初衷是挽救迷途少年，但在极端残忍的动物虐杀案件面前，如何在“动物权益”、“教育挽救”与“惩罚阻吓”之间取得平衡，是香港司法体系的考验。

填补真空的迫切性

“一开始我们都没有人相信他只有14岁。”——这句来自动物义工的感叹，是对现行法律最沉重的叩问。当未成年人能熟练利用法域差异与年龄来规避责任时，我们的法律就必须进化。否则，躲在网络背后的，将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少年，而是一个被法律漏洞默许、甚至“助纣为虐”的黑色产业链。

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重塑法律对生命的定义。本案亦暴露了现行法例在“动物权益”认知上的严重滞后。香港现行的第169章主要侧重于消极的“防止残酷对待”，不谈过往香港执法的力度，本质上是属被动的惩罚；而国际立法趋势早已迈向主动保障的《动物福利法》。

当法律仅将动物视为“财产”或“物件”，而非具有痛感的“感知生命”时，我们很难在青少年心中植入真正的生命敬畏。立法引入“谨慎责任”，不仅是为了提升刑罚的威慑力，更是为了确立一种文明的底线：动物不应是情绪宣泄的工具，而是法律应予尊重的生命主体。唯有当法律不再视虐杀为单纯的“损坏财物”，正义的真空才能真正被填补。

（法律声明：本文仅基于目前公开报道的资讯进行学术及法律探讨，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或对涉案人士的定罪结论。）

作者赖嘉敏是香港注册执业律师、大湾区律师、动物权益及福祉协会创办人兼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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