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

近日，日本乐天（Rakuten）发布了号称“日本最强”的国产大模型RakutenAI 3.0，随后却被揭发其核心实为“换皮”自中国的DeepSeek-V3，引发舆论哗然。若以Google Gemini等AI工具检索近期日本科技界的负面新闻，我们也会发现数据造假似乎已成顽疾：从川崎重工持续30年的潜艇发动机数据篡改，到松下工业长达数十年的违规认证，再到丰田集团连环爆出的认证丑闻及AI新创公司Alt的财务造假下市，种种迹象客观证明了日本在科创层面的诚信危机。

通用AI往往将此现象归因于日本企业为维持“准时、高品质”的国际形象，在人力短缺或技术瓶颈时，基层被迫“走捷径”且不敢上报，以及认证体系老化等。然而，本研究所自2024年起开展中日科技合作项目，在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前，深入访谈了日本政、商、产、学各界代表——从顶层的创科官员、中层的京都头部企业，到底层的德岛创业者。我们发现，现实情况与AI的标准化分析存在显著差异。现将部分观察整理如下，供立志发展创科的香港读者参考。

辩证看待日本创科辉煌隐忧

京都大学的一位学者指出，日本创科在基础科学领域依然深厚。2025年，坂口志文凭借“调节性T细胞”的研究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在应用层面，山中伸弥教授研发的iPS细胞也迎来里程碑——2026年3月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全球首发两款iPS再生医疗产品的商业化许可。截至目前，日本籍（含外籍）诺贝尔奖得主已达31人，其中科学界占25人。

然而，辉煌背后隐忧重重。曾位列全球十强的武田制药在疫情后优势消减；在机器人与无人机领域，日本虽有成熟的实验数据，却受困于保守的科技政策。教授指出，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博弈严重内耗：例如国土交通省出于安全考虑，限制外卖机器人进入马路，仅允许在人行道低速行驶，导致商业效率、国际竞争力锐减。

传统是创新的灵感还是枷锁？

日本的“传统”与“创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CoolJapan”策略利用ACG文化与食道推广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过剩的传统企业却成了创新的阻碍。“日经BP咨询”（日経BPコンサルティング）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也说明创业100年以上的企业中有33,076所来自日本——占全球总数的41.3%，200年老企业则有1,340间来自日本，更是占全球65%。

受访的SusHiTech的代表曾直言不讳地预言日本创科必出问题：“日本倾向于保护传统，正因传统传承得太好，让外界误以为这种新鲜感就是创新。日本人为了守护文化而不愿改变现状，导致传统与创新长期失衡。”

德岛的创业者对此感触尤深：“老企业多，意味着有无数的‘商三代、四代、五代’。他们代代传承并改良核心专利，初创企业根本无法竞争。”代表还反映，这些大企业若遭遇失败，大多是在国际竞争中因为划时代科技的出现，即便改良再也无法满足时代需求，才从外国市场败走。资源高度集中于老牌企业，导致日本的小型科企极难生存。不少创科人才最终梦碎，被迫转行经营拉面店等跟创科关系不大的企业。即便是在被誉为创业中心的西日本/福冈，也存在严重的“向下调整”现象：大型创科企业形成了垄断，福冈政府近几年也一直在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可截至目前也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安成本高中小企业生存困难

笔者还曾拜访过集英社（注：发行《海贼王》、《鬼灭之刃》等动画的知名企业），其中一位漫画家也在回答笔者的问题时提及日本漫画家对传统分镜有执着，但这种专为纸媒设计的表现形式正被更适应智能手机的韩漫（例如《我独自升级》）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漫的分镜更适应智能手机——更贴近用户习惯。”

另一家日本知名国际科企的管理层也曾对笔者诉说：“如果你将战后以来特别重视私隐也看成是日本传统的话，这传统明显在拖创科后脚，因为很多产品在测试阶段需要用到用户身体上的一些数据。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无奈地选择到相对没有这么注重私隐的国家去测试......”

经产省的代表则指出网络安全是创新的最大阻碍，让企业将大量经费与人力浪费在弥补网络安全漏洞与和维护旧系统，而非投入研发（R&D），许多缺乏网络安全预算的中小创新公司，因无法负担高昂的合规成本，被排除在政府支持的研发体系之外，中小创科企业就更没有创科空间了。

精益求精认定“创科=风险”

文部科学省的人员则从社会心理角度提出洞察。他认为日本人擅长“精益求精”，却缺乏“破坏性创新”。他笑言香港人很喜欢玩日本游戏，然而玩的时候未必会从运营方的角度去思考游戏的盈利方式。他以手游产业为例：大型企业如《怪物弹珠》或《FGO》，倾向以极低的运营成本（如抽奖、联名活动）换取高额收入，追求所谓的“性价比”，而这种做法会导致日本的游戏运营商不去创新，不去做3A大作——因为做3A很可能亏钱，还不如稳中求胜，这种“创科=风险”的思考方式导致很多日本的国际企业也放弃了创新。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社会流动性的停滞。日本流行“父母扭蛋”（亲ガチャ）一说，意指家境决定一生上限。这种消极、低欲望的氛围让年轻人不再相信能通过创科实现阶级跃迁。此外，对隐私的极度执着也妨碍了生物数据的收集，迫使日企前往海外进行测试；而网络安全漏洞的补偿性支出，更让中小企因无法负担合规成本而被排除在研发体系之外。

日本创科挑战值得香港借鉴

综上所述，日本对传统的保留既是灵感来源，亦是突破性创新的桎梏。近几年，依然有不少日本创科代表一直有积极与香港代表交流。例如2024年5月，香港驻东京经贸办在超过4万人参与的SusHiTechTokyo2024展会设立“活力香港”展馆，20家香港初创企业参展；有部分日本代表也是林郑月娥女士前往日本通过HongKongWeek围绕人口老化、创科等议题进行交流时的相关人士。原丈人（GeorgeHara）等日本代表也经常参加香港的科创活动，例如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

日本目前面临的行政博弈、社会流动性僵化以及传统与创新的失衡，对立志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的香港而言，是极具价值的借鉴案例。香港本地院校在教学上虽然有巨大优势，然而在追求创新的道路上，如何不被过去的成功所束缚，理论上是香港与日本共同的课题，适度学习日本创科面临的挑战，可以减少香港创科的机会成本。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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