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随着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近月正式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公开信，强烈要求归还唐代“鸿胪井刻石”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墨宝等，这段源自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时期的文化掠夺历史，再次以一种不容回避的姿态跃入公众视野。这场旨在追讨中国珍贵历史文物的民间维权行动，早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物权归属争议或双边外交摩擦。它揭示出一个严峻的现实：当国际社会正努力以“道德自省”来缝合历史创伤、重塑文明共识时，东京方面却依然固守着一套陈旧的帝国主义强盗逻辑。

国宝见证大唐盛世
日本长期托辞拒还

要理解这场追讨行动的分量，必须首先正视这些被掠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与主权意义。“鸿胪井刻石”绝非一块普通的古代石碑，它重达九吨，其上铭刻的文字真切记录了唐朝鸿胪卿崔忻奉命册封渤海郡王的历史事实。这块刻石不仅是大唐盛世灿烂文明的实物见证，更是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东北边疆行使确凿主权的铁证。然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公然将其劫掠至日本。同样地，李鸿章的墨宝见证了晚清时期中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下被迫进行的屈辱交涉。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关键拼图，它们的流失，本质上是近代中国主权遭到粗暴践踏的文化表征。

从国际法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来看，日本政府长期依赖的拒绝归还托辞，早已在学理与实践中双双破产。日方在面对追讨时，屡屡将1945年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颁布的文物归还指令奉为“圣条”，并刻意放大该指令中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界线的时间节点，企图以此将1937年以前透过武装掠夺取得的文物“合法化”。然而，从现代法理学的角度审视，这种将历史过渡性军事行政文件绝对化的逻辑，完全违背了国际习惯法中“违法行为不产生权利”（ex injuria jus non oritur）的根本原则。将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领土上公然劫掠的国宝，透过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局限性的战后初期指令予以洗白，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国际法早期漏洞进行的国家级赃物掩饰。

返还文物早成共识
国际社会纷纷响应

更为关键的是，战后国际社会在保护文化财产方面已经构建了日益完善的国际公约体系。1954年签署的《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及其第一议定书，明确禁止在武装冲突中对文化财产的任何破坏、盗窃和掠夺行为，并要求各缔约国在敌对行动结束后归还被掠夺的文化财产。随后，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进一步在和平时期确立了打击文物非法流失与促进文物返还的国际法治框架。尽管这些公约在法律溯及力上存在一定的技术性争议，但它们所确立的“反对战时掠夺、支持文物返还”的法理精神与道德准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共识。

近年来，德国将贝宁青铜器 (Benin Bronzes) 无条件归还给尼日利亚，法国将历史文物移交给塞内加尔，甚至美国也透过国内立法推动原住民文物的遣返。这些国际先例确立了一个日益清晰的全球共识：透过军事征服与殖民掠夺取得的历史所有权，在现代法律与道德上皆已彻底站不住脚。日本若继续将自己孤立于这一文明共识之外，无疑是对现代国际法精神的公然挑衅，其在国际社会眼中将不再是文化的守护者，而是殖民时代掠夺物的最后捍卫者。

日本官僚筑起壁垒
粗暴归为皇室财产

在国际法理论证全面溃败的情况下，日本官僚体系转而向内收缩，构筑起极度精密且虚伪的国内行政壁垒，试图将国家责任切割得支离破碎。面对中国民间组织的严正交涉，日本外务省屡屡祭出管辖权的挡箭牌，声称位于东京皇居内的“鸿胪井刻石”属于宫内厅管辖的“皇室财产”，从而拒绝进行任何外交层面的实质性谈判。这种将国际争端降格为国内行政程序问题、将国家责任推卸给宫内厅的做法，完全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宪法戏法。

根据日本《皇室经济法》第88条的明确规定，由宫内厅管理的财产在法律性质上仍属于由内阁负责行政管理的“国家财产”。东京方面假装这纯粹是皇室的内部事务，企图将其置于外交谈判的触及范围之外，实际上是将自身的宪法结构与官僚体制武器化，借此逃避其作为主权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这根本不是在保护所谓的皇室遗产，而是一场利用繁琐的官僚程序对被盗国家资产进行的制度性洗钱。透过将掠夺文物神圣化或私有化，日本政府在制度层面筑起了拒绝交还的防火墙，彻底暴露了其在面对历史罪责时缺乏诚意与担当的本性。

蓄意转化文物象征
扭曲侵华历史记忆

探究这些文物被安置及其展示方式，更能深刻看清这种文化掠夺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企图。将重达九吨的“鸿胪井刻石”深藏于作为日本国家权力与天皇制象征的皇居之内，以及将代表着晚清屈辱交涉史的李鸿章手迹供奉于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之中。这绝非单纯的文物保管安排，而是一种蓄意的行为，旨在将中立的历史文物转化为帝国神话的意识形态战利品。这种安置方式意图用国家神道教的外衣来掩盖日俄战争及后续侵略扩张的暴力本质，是对文化遗产的武器化利用。日本统治集团试图透过这种空间上的占有，在精神层面延续昔日的帝国荣光，并借此重塑、扭曲甚至抹杀被侵略国家的历史记忆。在西方博物馆正积极遣返殖民时期文物以抚平历史创伤的今天，日本依然坚持将这些掠夺来的战利品作为国家骄傲的隐秘象征进行典藏，反映出其拒绝将现代国家身份与昔日帝国主义历史彻底切割的顽固心态。

然而，公义的呼声并非仅限于受害国，历史的审判也从未缺乏跨越国界的共鸣。在日本国内，亦不乏具备历史良知与道德勇气的学者、律师与民间团体，长期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归还文物。例如“要求归还中国文物之会”等日本民间组织，多年来不断透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发表声明、向国会请愿等方式，向日本社会揭示文物掠夺的历史真相。这些来自日本内部的正义声音明确指出，归还掠夺文物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尊重，更是日本自身实现历史和解、卸下道德包袱的必由之路。这些行动有力地证明，要求归还掠夺文物绝非某些日本右翼政客所污名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宣泄”，而是跨越国界的普世道德诉求。这股日本国内的正义力量，进一步瓦解了日本右翼势力将此议题包装为“中日外交零和博弈”的图谋，凸显了文物返还是关乎人类文明良知与国际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

文物追讨长路漫漫
亟待国家强力介入

这场艰难而漫长的文物追讨之路，注定是一场考验民族意志与国际法理发展的持久战。文物的归属从来都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检验一个国家能否真正与其黑暗过去彻底决裂的试金石。这场追讨行动绝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古董所有权的法律纠纷，它更是检验战后国际秩序能否真正纠正19世纪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不义行为的试金石。只要“鸿胪井刻石”一日未能重返其最初被雕刻的故土，只要李鸿章的墨宝依然被困于靖国神社的阴影之下，任何日本关于东亚历史和解的政治修辞，都将显得空洞无物。

面对日方层出不穷的行政推诿、法理诡辩与意识形态固执，单靠民间力量的呼吁与奔走，已不足以彻底撼动其庞大官僚体系的傲慢。现在正是中国政府采取更为主动、更具战略性姿态的关键时刻。国家层面应当正式将“鸿胪井刻石”与李鸿章墨宝等标志性被掠文物，列为中日双边外交谈判与文化交流中的优先处理案件，甚至可以考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发起更广泛的国际倡议。唯有透过主权国家层面的强力介入，结合无懈可击的国际法理论证与广泛的国际道义支持，要求东京方面给出一个无法再用官僚技术细节来回避的法律与政治交代，才能真正彰显历史公义。这不仅是为了追回几件珍贵的国宝，更是为了捍卫国际法的尊严，为未来的国际文明准则树立一个不容妥协的道德标竿。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