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专栏

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接连出现深层次问题：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萎缩、青年向上流动困难、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节，甚至民粹政治与社会撕裂也愈趋严重。 这些现象说明，今日全球面对的已不只是景气循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遭遇新一轮严峻质疑。

资本主义的盛世危言

这种质疑，近年在西方主流舆论中愈来愈清晰。印度裔美国投资人兼作家鲁奇尔・夏尔马在《What Went Wrong with Capitalism》中指出，资本主义未必是被市场本身搞坏，而是在长期宽松货币、政府赤字扩张、过度救市与持续监管扭曲下，逐渐偏离自由竞争本质，最终形成一种由政府、金融资本与大型企业共同主导的扭曲体制。

他引述民调称，约七成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水准将不及上一代，视之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危机的清晰讯号。在他看来，当市场失去淘汰机制、风险被社会化、收益却被少数人私有化时，所谓资本主义自然难以再赢得普罗大众信任。

这番诊断，有其洞见，却也有其盲点。

事实上，问题远比“政府大或小”更为复杂。2025年乐施会的报告指出，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从13.4万亿美元急升至15.6万亿美元，单年增幅高达16%；而这批人的财富增长，理论上足以让38亿人脱贫。与此同时，德国连续三年陷入衰退或停滞，美国工薪阶层饱受通胀困扰，薪资实质增长停滞。2025年底，世界不平等报告更披露，全球0.001%的人口（即约6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是全球底层半数人口（即40亿人）的三倍。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只是“政府是否干预”，更是“干预了什么、谁从中得益”。

“镀金时代”的历史教训

夏尔马希望回归自由市场的理想，但历史告诉我们，那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时代，恰恰是马克‧吐温笔下贫富悬殊最极端的“镀金时代”：没有工时限制，没有童工保护，没有失业保险，没有退休保障，工会遭打压，农民受铁路巨头盘剥。市场确实自由，但自由带来的是少数人的暴富，以及多数人的苦难。

真正让资本主义延续下来的，反而是20世纪初开始的种种“政府干预”：劳工立法、社会安全网、反垄断法规。这些措施让资本主义从危机边缘拉回来，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麦可‧摩尔2009年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所描绘的1960年代美国中产黄金时代——汽车工人能买独栋房子、供子女读大学——恰恰是那个资本主义与政府“适度协作”的年代所缔造的成果，而非纯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产物。

反之，1980年代雷根、柴契尔的“市场自由化改革”——大幅削减最高税率、公营企业私有化、压缩工会力量——虽打着“缩小政府”的旗号，却最终促成了此后数十年贫富差距的急遽扩大。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服务于谁的利益。

资本主义的现代困境

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有其结构性根源，难以通过简单的“政府退场”加以解决。

其一，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使财富集中几乎不可避免：拥有资本者透过投资、金融工具与资产增值持续壮大，而只能依赖劳动收入者则愈走愈窄，阶层固化令向上流动愈发艰难。其二，市场机制天然善于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无力有效提供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财，弱势群体往往被排除在基本服务之外。其三，资本能深度介入政治，透过金钱影响政策制定与舆论，令民主制度逐渐向“资本偏好”倾斜，形式民主掩盖着实质的寡头决策。

特朗普的案例正是典型：他的崛起，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近贫劳工对通胀的愤怒、对薪资低落与贫富差距扩大的控诉；然而他当选后推行的“大而美法案”与关税政策，却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物价更高，苦的仍是普通民众。这不是“政府太大”的问题，而是政府“失去代表性”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无法真正回应大多数人的民意，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所在。

香港的新尝试：五年规划与制度创新

也正因如此，今天世界需要重新思考的，并不是是否彻底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如何重建一种更有约束、更重公平、更具长远规划能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香港当前展开的五年规划探索，值得放在更大的全球视野中理解。香港正在探索“有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既保留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又借鉴内地五年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科学规划统筹市场与民生，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需要厘清的是，“经济计划”并非“计划经济”。现代世界，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有某种形式的经济计划，差别只在范围、深度与目标。香港的五年规划，并非要以中央指令取代市场，而是以科学规划引导市场，在北部都会区开发、住房供应、医疗资源分配、教育公平等关键民生领域加大公共投入，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更多市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条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它尝试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既不走纯粹自由放任的旧路，也不走全面计划的另一极端，而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融合自由市场的开放性与战略规划的前瞻性，以民生为本，以科技为手段，以区域联动为动力。

香港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并蓬勃发展，得益于“一国两制”这一独特的安排。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两制”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并强调其中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等价值，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值得共同守护。 这段论述的重要性，在于它为香港的制度发展提供了超越“效率至上”的价值方向。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正是过度偏重资本回报与竞争效率，却对社会共享、制度包容与长远稳定重视不足。在香港实践中，若能把和平、包容、开放、共享转化为具体制度设计，例如在保持开放市场的同时强化民生政策，在维持国际联通的同时深化与国家战略对接，在鼓励企业活力的同时改善社会流动与公共服务，那么它就不只是中国治理智慧的体现，也可能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修正与升级提供可参考的新范例。

当然，“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仍在探索之中，远非成熟定型。在传统资本主义面临民心离散、极端政治崛起、贫富鸿沟加深的困境之际，香港正在探索一条兼具“东方智慧”与“西方制度”优势的发展道路，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尝试回答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面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种种困局，有没有可能在保留开放与活力的同时，也建立更强的公平感、更稳的发展预期与更可持续的制度秩序？ 任何制度都必须与时俱进。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创新实践，正为这一全球性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香港方案。保持开放包容的探索精神，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为人类共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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