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在香港谈国民教育，常常遇到一个局面：要么是形式主义的升旗礼和口号式爱国，学生打呵欠；要么是刻意回避，生怕触碰政治神经。这两种取向，都错失了国民教育的精髓。真正的国民教育，应该是智慧的传承，是让下一代理解一个国家何以成立、何以发展、何以凝聚的“文化工程”。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献中，有三篇文章恰好承载了这种智慧——它们就是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这三篇文章写于1930、1940年代，篇幅不长，语言朴实，但思想深邃。它们不仅是政治文献，更是优秀的中文文本；不仅有思想深度，更有文学价值。如果香港的中文教育和国民教育能够引进这三篇文章作为教学文本，将会是一举多得的事——既提升学生的中文水平，又让他们理解中国革命的精神基因，进而理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化根基和历史逻辑。

《为人民服务》：朴实中的深刻

《为人民服务》写于1944年9月8日，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张思德是谁？一个普通的四川农家子弟，长征时走过雪山草地，后来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44年9月5日，他在安塞烧炭时，炭窑崩塌，年仅29岁的他牺牲了。一个普通战士的牺牲，为什么值得党的领袖亲自致悼词？这恰恰是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

文章开头直接点题：“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句话有几个关键词：“完全是”、“彻底地”。这不是一般的修辞，而是一种政治伦理的宣示——革命队伍的存在价值，在于为人民服务，没有其他。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张思德的牺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段话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用最朴素的比喻，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地位高低，而在于他为谁而活、为谁而死。张思德只是一个烧炭的普通战士，但他的牺牲“重于泰山”，因为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这种价值观，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文章中还有一段关于对待批评的论述：“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段话提出了一种健康的组织文化——不怕批评、虚心接受、从善如流。这不仅是政治伦理，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从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为人民服务》是一篇议论文范本。它结构清晰——先提出核心论点，再用具体事例论证，最后提出要求；语言精炼——没有废话，每一句都承载着信息；修辞得当——比喻、排比、反问等手法运用自如。学生学习这篇文章，不仅能学到议论文的写作技巧，还能理解什么是“言之有物”的好文章。

《纪念白求恩》：真正的国际主义

《纪念白求恩》写于1939年12月21日，是为纪念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而作。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医生。1938年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救死扶伤。1939年10月，他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手术刀割破，后来感染败血症，于11月12日牺牲。

文章开头介绍白求恩的身份：“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接着，毛泽东用一个反问句点出了白求恩精神的实质：“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主义，不是为了展示、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利润、不是为了消费。在今天的香港，很多人谈“国际化”，往往停留在国际品牌、国际美食、国际排名、国际旅游——说白了，就是一种虚荣型的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恰恰相反——它不是从世界拿取什么，而是为世界贡献什么；为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他完全可以选择留在加拿大，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但他选择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他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润，没有推销任何产品，没有打造任何个人品牌。他的动机“毫无利己”，他的行动“极端负责任”、“极端热忱”。他所从事的，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事业——救死扶伤、反对法西斯、帮助被压迫的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真谛。

文章中对白求恩的描写非常具体：“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这里的“极端负责任”和“极端热忱”，不是抽象的赞美，而是对白求恩工作态度的真实写照。

文章对比手法的运用：“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正反对比，让白求恩的形象更加鲜明，也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

文章结尾有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纪念白求恩》是一篇人物评论文范本。它告诉学生：写一个人，不能只写他做了什么，还要写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精神价值在哪里。文章中的对比手法、排比句式、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都是学生可以学习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反思“国际化”的契机——让学生思考：国际视野究竟是什么？是消费外国产品，还是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愚公移山》：坚持的力量

《愚公移山》写于1945年6月11日，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闭幕词。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但中国的前途未卜。国民党企图维持独裁统治，内战的阴云开始聚集。毛泽东借用愚公移山的寓言，告诉全党：革命的道路上还有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只要我们像愚公一样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文章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起：“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毛泽东话锋一转：“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这段话把一个古老的寓言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论述，既保留了故事的趣味性，又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涵。学生读这篇文章，既能学到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又能理解如何用故事来说道理。

文章最后有一段话：“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从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愚公移山》是一篇演讲词范本。它从一个生动的故事入手，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结论，逻辑清晰，感染力强。学生学习这篇文章，可以学到如何用故事引入话题、如何用比喻说明道理、如何用排比增强气势。

“老三篇”的战略价值给香港国民教育的启示

为什么“老三篇”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它们揭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核心密码。

第一个密码是“价值根基”。《为人民服务》明确提出，革命队伍的存在价值在于为人民服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伦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常常说“民为邦本”，但真正把“为人民”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并将其制度化、日常化的，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密码是“精神境界”。《纪念白求恩》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标杆。这种精神境界，超越了民族、国界和个人利益。重要的是，这种国际主义不是为了炫耀名利，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白求恩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真正含义。

第三个密码是“实践方法”。《愚公移山》提供了面对困难的态度。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会遇到无数困难和挫折。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坚持？愚公的选择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这种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让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信心。

这三个密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根基、毫不利己的国际主义精神、愚公移山的实践方法——构成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智慧基因”。对于香港的国民教育来说，“老三篇”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国民教育要么流于形式，要么被政治化，要么被刻意回避。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一种“智慧型”的国民教育——不是灌输口号，而是让学生通过阅读和理解优秀的文本，把握中国革命的精神基因，理解国家的文化根基。

如果香港的中文教育和国民教育能够引进这三篇文章，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习思想；在理解文本的同时，也理解历史；在提升能力的同时，也提升境界——那么，国民教育就不会再是形式主义的负担，而会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承。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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