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2023年以巴冲突以来，美以两国都将矛头指向伊朗。无论在本港抑或国际社会，各大媒体与网络讨论区均涌现相关评论。然而，这些热烈的讨论往往流于表面，或单纯的善恶二元对立与碎片化的新闻解读，鲜少触及中东冲突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在探讨此议题时，学术界普遍倾向以以色列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这并非出于政治立场的偏袒，而是因为此视角能提供一个较易掌握的历史脉络，有助大众厘清错综复杂的局势。

以色列建国三大目标成悖论

探究中东乱局的源头，必须回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夕的宪政构想。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们确立了三个核心建国目标：第一，以色列必须是一个由犹太民族主导的国家；第二，以色列必须是一个运行民主政体的国家；第三，以色列国家的领土范围要尽可能涵盖《塔纳赫》(Tanakh，即耶稣教派的《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故土。

然而，这三大核心建国目标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无法同时实现的“宪政悖论” （Constitutional Paradox）。若要全盘接纳《塔纳赫》所载之广濶疆域，必然会将大量已经居住上千年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版图，但此时若坚持民主政体赋予平等的公民权利与参政权，犹太民族的主导地位将因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土崩瓦解。

反之，若强行维持“犹太本位”并吞并领土，则必须剥夺非犹太裔的政治权利，从而彻底背离民主原则。这种先天性的制度设计缺陷，迫使以色列在往后的数十年间只能采取一种极具争议的模糊策略，在实质控制与法理承认之间游走。这种内部宪政矛盾，不仅是以色列国家构建的未解之谜，更为日后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埋下了最深层的结构性火种。

权力真空周边国家各怀鬼胎

以色列的内部矛盾固然是冲突的起点，但真正让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并走向国际化的，却是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政治算计。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看似同仇敌忾，实则各怀鬼胎。以约旦为首的阿拉伯联盟并非旨在为巴勒斯坦人争取独立建国的权利，而是试图在英国殖民势力撤退后填补权力真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国力严重衰退，面临庞大的财政赤字，加上巴勒斯坦境内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与阿拉伯人的流血冲突日益失控，管治成本远超其所能承受的极限。英国政府最终无奈决定放弃托管权，将这块烫手山芋交由联合国处理。这场仓促的撤退瞬间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引发周边阿拉伯国家试图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

约旦在战前与英国的秘密交涉，以及战后对约旦河西岸的实质吞并，加上埃及对加沙地带的军事占领，赤裸裸地揭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的互信缺失与霸权争夺。这种基于“国家私利”而非“民族大义”的军事与政治行动，确立了一个残酷的历史规律——即巴勒斯坦的命运往往沦为周边阿拉伯大国转移国内政治矛盾或扩张区域影响力的政治筹码。

巴勒斯坦内部撕裂加剧外患

在外部势力各怀鬼胎的同时，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撕裂则是这场百年纷争中另一条致命的暗线。这种撕裂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碎片化与极端化。法塔赫（Fatah，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与哈马斯（Hamas，即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分裂，本质上是面对长期占领与建国无望时，巴勒斯坦社会在妥协与抵抗两条路线上的彻底决裂。法塔赫选择了外交谈判与国际法框架，试图透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来换取有限的自治，并促成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旨在通过“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解决以巴冲突，并为巴勒斯坦最终建国铺路）。

然而，随着和平进程的停滞与以色列定居点的不断扩张，这种温和路线逐渐失去了底层民众的信任。哈马斯则汲取了民众对政治腐败与经济封锁的绝望与愤怒，将武装抗争与宗教极端主义结合，试图以玉石俱焚的方式打破现状。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本应是巴勒斯坦民主进程的里程碑，却最终演变为引发内战的导火线。哈马斯的胜选与随后法塔赫的拒绝交权，导致了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在行政管辖上的实质分裂。这种一个民族、两个政府互不隶属互相倾轧的局面，不仅严重削弱了巴勒斯坦在国际谈判桌上的合法代表性，更为以色列右翼势力拒绝重启和平进程提供了完美的口实。

伊朗将以巴冲突转为战略杠杆

这场原本局限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领土争端，逐渐演变为涵盖非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地缘博弈，其中伊朗的战略转变尤为关键，这也正是近期美以两国将矛头指向伊朗的深层逻辑。在前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以色列曾保持着密切且务实的政治经济往来，这种基于平衡周边阿拉伯国家威胁的现实主义考量，为建国初期的以色列提供了宝贵的能源与战略缓冲。然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彻底颠覆了这地缘格局。新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将反以色列与反美作为确立其在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核心意识形态工具。伊朗透过资助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区域武装组织，巧妙地将以巴冲突转化为突破阿拉伯国家地缘包围圈争夺中东话语权的战略杠杆。

这种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不仅让伊朗能够在不直接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持续消耗以色列的国力，更成功地将逊尼派（Sunni）阿拉伯国家置于道德与政治的两难境地。任何试图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都将面临来自伊朗及其代理人在宗教法理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层面的严厉声讨。因此，当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绝非单纯的双边冲突，而是试图从根本上摧毁这张笼罩在中东上空的代理人网络，重塑区域权力平衡的战略豪赌。

国际法体系在现实主义下失灵

中东纷争之所以难以平息，更因为它早已被深陷入全球大国博弈与国际法体系的结构性困境之中。自冷战帷幕拉开起，中东便沦为超级大国的代理人战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法老牌帝国主义的衰落与美苏两极霸权的全面介入。苏联对阿拉伯激进势力的军事援助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捆绑，使得任何区域内的微小摩擦都可能引发牵动全球神经的政治地震。在这种国际化的冲突格局下，中东问题的解决不再取决于当事国的政治意愿，而是受制于大国之间的利益交换与战略平衡。

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Day War，埃及、约旦及叙利亚被以色列彻底打败，以色列的领土扩大了三倍) 进一步将这种地缘博弈推向极致。以色列在获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入了占领国的法理困境。数百万巴勒斯坦平民被纳入以色列的军事管辖之下，这不仅严重冲击了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更在国际法层面上引发了关于军事占领合法性与民族自决权的无休止争论。联合国的多次决议虽然在字面上确立了两国方案的法理基础，但在缺乏强制执行力与超级大国相互掣肘的现实下，这些国际法文件最终沦为各方在谈判桌上互相指责的文本工具，而非通向和平的实质路线图。

谁在从“永恒的现状”中获利？

中东冲突之所以陷入无解的死结，并非单纯因为历史恩怨或宗教信仰的对立，而是因为一种冲突的制度化已经在该地区悄然成型并根深蒂固。对于以色列的右翼政客而言，外部的安全威胁是维持国内政治联盟与推动强硬定居点政策的最佳催化剂。对于巴勒斯坦的激进派系而言，持续的流血冲突是确保其获取外部资金援助与维持内部高压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对于周边面临经济衰退与合法性危机的阿拉伯独裁政权而言，将以色列塑造为永恒的外部敌人，是转移国内民众视线与压制民主诉求的万灵丹。而对于寻求地缘杠杆的域外大国而言，一个维持在可控烈度内的动荡中东，远比一个达成全面和平的中东更具军火贸易与战略牵制的政治实用价值。

中东和平意味着必须面对痛苦的领土让步、难民安置以及国内极端势力的政治反扑。这对于任何理性的政治计算而言都是极具风险的。相反，维持一种永远处于危机边缘的现状，则能持续动员国内“基本盘”获取国际援助并合理化强权统治。因此，中东问题的症结早已超越了如何划定边界的技术性探讨，它只是一场“政治病理学”危机。只要各方决策者依然能在冲突的延续中攫取政治红利，只要国际社会的干预依然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利益妥协，这片土地上的和平曙光便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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