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期，社会各界对“长者乘车优惠计划”由划一两元收费，过渡至按车资比例折算的“两元两折”模式展开热烈讨论，这确实反映了广大市民对弱势社群福祉的深切关怀。然而，若以严谨的公共行政学及财政可持续性视角作深度剖析，便会发现部分意见将是项政策微调标签为“空间性社会排斥”，在逻辑推演上有欠严密。

要探讨公共政策的持续完善，必须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发展脉络与跨代共融的长远视角下审视。根据卫生署的统计与推算，本港正步入不可逆转的深度高龄化社会：65岁或以上长者人口由2018年的约130万（占总人口17%），预计将急增至2039年的250万（占总人口30%），至2060年更会攀升至270万（占总人口33.5%）。人口结构的剧烈变迁，无疑对特区政府的公共财政承载力构成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这次“长者乘车优惠计划”政策微调并非特区政府在削减长者福利，而是透过前瞻性的制度优化，确保这项陪伴香港长者多年的德政能够在未来数十年继续稳健运行。公共福利政策的本质从来不是无底线的资源倾斜，而是建立在财政纪律与社会公平原则之上的精准分配，这正是负责任政府对全体市民及下一代纳税人作出的庄严承诺。

任何公共政策的调整均需在政策目的之正当性与手段之必要性之间取得精妙的平衡。“长者乘车优惠计划”初创之时，确实为广大长者提供了极大的出行便利，但随著受惠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库房的财政承担已逐渐偏离政策设计初期的精算轨迹。将固定收费转化为“两元两折”优惠，其核心法理逻辑在于巧妙地引入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概念，从而有效理顺“长车短搭”所衍生的资源错配现象。

当使用者需要为更长途的行程支付相对应的微小溢价时，价格机制便能发挥其无形之手的引导作用，促使乘客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交通工具。这种制度设计并非剥夺长者的出行权利，而是透过温和的行为经济学推力，引导公共资源回归理性运用。这不仅提升了公共交通网络的整体运作效率，更体现了对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让宝贵的公共资源得以精准投放于真正迫切的社会需求之上。

针对近日部分论述过度聚焦于离岛居民面临渡轮加价与优惠调整的双重影响，必须以更宏观的公共事业营运逻辑来审视此一议题。离岛渡轮航线的营运成本长期受制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劳动力短缺以及日益严苛的船舶安全与环保标准，其票价调整乃是反映真实市场成本的必然结果。特区政府多年来已透过特别协助措施为渡轮营办商提供巨额补贴，以压低基本票价的加幅，这本身已是体恤民情的具体表现。

在此基础上，“两元两折”优惠实际上已经发挥了强大的缓冲作用，为长者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加价冲击。若要求特区政府在补贴营办商的同时，再以划一的极低收费无限期补贴长者，将导致双重补贴的财政重叠，严重违背公共理财的审慎原则。离岛长者出行的刚性需求固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将合理的“用者自付”原则与“社会排斥”画上等号，显然是混淆了福利与免费的根本界限。真正的社区关怀应当是透过地区行政的完善，丰富离岛本地的医疗与生活配套，而非单向地依赖高昂的交通补贴来维持跨海通勤。

至于新界西北地区基层长者因跨区交通费增加而可能减少社交的担忧，这种论述在学术层面上混淆了社会福利政策与劳工政策的根本边界。交通优惠政策的初衷是鼓励长者参与社区活动以防止社会孤立，而非作为补贴跨区劳动力的薪酬替代品。对于仍需长途跋涉跨区工作的高龄劳工，其劳动价值的体现与交通成本的考量，理应纳入更广泛的劳工福利与退休保障框架内进行探讨，例如，社会应聚焦于如何优化强积金制度、提升长者生活津贴的覆盖面，或是鼓励企业推行更具弹性的长者就业友善措施，而非单纯要求一项交通补贴政策承担其不应承受的结构性扶贫重担。

此外，特区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专营巴士落实双向分段收费，并持续优化各区的无障碍设施与社区综合服务，其政策引导方向正是鼓励长者建立以社区为核心的健康生活圈。将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简化为单一交通政策的缺失，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会模糊了施政焦点，阻碍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从来不是建立在回避问题与维持现状之上，而是源于面对时代挑战时的制度创新与全民共识的凝聚。香港的长者曾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倾注青春与汗水，他们绝对配得上一个充满尊严且安稳的晚年。然而，真正的尊严并非来自于不可持续的财政透支，或是依赖随时可能因经济逆境而崩塌的福利幻象，而是来自于一个运作良好资源分配公允且具备强大抗风险能力的社会体系。透过理性的资源调配，不仅守护了公共财政的健康，更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每一位市民，无论长幼，都能在一个繁荣稳定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共享时代发展的丰硕成果。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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