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日，保安局针对2019年修例风波中被捕而尚未被起诉的人士，推出一项特别项目，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撇除个别演艺界人士出任导师所引发的舆论枝节，事件中最值得深究的法理争议，实为《普通法》下“无罪推定”的原则。既然涉事者未经法庭正式定罪，为何需要接受带有惩教意味的更生安排？不少法律界及社会人士从刑事诉讼程序的严谨性出发，质疑当局在涉案者未获法院判定有罪之际，便以接受更生作为免予起诉的条件，此举在法理逻辑上恐有“未审先判”之嫌?

然而，若将此观点置于现代法理学的深层次探讨，并结合“社会复和”（Social Reconciliation）的现实需求来审视，便会发现上述质疑未免流于片面。必须先厘清一项核心法理概念：“无罪推定”固然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护被告免受公权力不当侵害的绝对防线。但这道防线从未排斥、更未禁止个人基于自由意志，在正式司法程序启动前，主动寻求自我反思与纠正行为的途径。现代司法体系早已超越单一的惩罚性思维，转而拥抱“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这正是理解是次特别项目的关键起点。

事实上，这种安排与本港现行的“警司警诫计划”（Superintendent's Discretion Scheme）等非司法化处理方式，实有一脉相承之法理逻辑。该计划容许警司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行使酌情权，对干犯刑事罪行的18岁以下青少年予以警诫并辅以监管，从而免除起诉。自2008年起，此项酌情机制更延伸适用至65岁或以上、涉嫌干犯刑事罪行的长者，涉案长者在接受总警司警诫后同样可免于起诉。

“恢复性司法”的核心，在于修复因违法行为而受损的社会关系，并促使当事人自发地承担道德与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法庭的正式定罪绝非启动修复程序的先决条件。若社会大众僵化地认定，唯有被法庭定罪者才需要或适合接受更生，这不仅是对更生概念的严重狭隘化，更是对人性向善潜力的低估。

更生之概念，实不应局限于对既定罪犯的强制改造，而应作更广义的诠释，视之为认知层面的重塑，以及公民责任感的觉醒。透过正向活动与良师益友的启迪，参与者得以在非对抗性的氛围下，重新审视自身与国家及社会的连结。这不仅有助于个人重新出发，对于防范未来潜在的违法风险、促进社会的长远和谐，更具有不可估量的预防价值。

至于坚信自身清白、对指控存有异议的人士，现行司法体制依然为其保留了完整的抗辩空间，这正彰显了该计划的程序公义。既然项目建基于自愿参与的原则，自认无辜者绝对有权拒绝参与，并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以证清白。法庭的大门始终为寻求公义者敞开，“无罪推定”原则在司法程序中依然不可动摇。

因此，该特别项目的存在丝毫没有削弱“无罪推定”的适用性。它仅是为具备悔意、不愿经历漫长诉讼程序并渴望重新出发的人士，提供一条具建设性的替代途径。若将此自愿性质的替代机制曲解为对“无罪推定”的践踏，在逻辑上实难成立，皆因最终的选择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在审视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时，亦不应忽略其低调处理背后的务实考量与管治智慧。保安局至今未有公布确切的参与人数，此举实属明智且具远见。不公开具体数据，恰能有效避免社会上形成“从众效应”或无形的同侪压力，从而确保每位参与者皆出于纯粹自愿与真诚悔意，而非盲目跟风或迫于形势。这种精心的“政策留白”，正好过滤了动机不纯的投机者，将宝贵的社会资源与更生机会，精准投放予真正渴望改过自新的人。

与此同时，社会上仍有少数别有用心者企图透过滋扰与威吓，阻挠这些参与者的更生进程。当局借由高度保护参与者的私隐与安全，确保他们能在免受外界政治干扰的环境下完成计划，充分展现了特区政府的担当。当参与者在计划完成后写下真挚感言，表达对昔日受人煽惑的悔疚，这种实质的更生成效，无疑是对所有质疑声音最有力之回应。

进一步而言，社会大众必须正视香港在经历“黑暴”后，所面临的深层次心理与文化修复工程。当年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士，其行为根源往往在于对国家的历史、文化及现代发展缺乏全面且客观的认知。在资讯碎片化与政治极端化的推波助澜下，他们对国情产生了严重的误解甚至敌意。因此，将认识国情纳入该特别项目的核心内容，展现了极高的针对性与建设性。

这不仅仅是一次免于起诉的法理宽容，更是一场深度的国情启蒙。当参与者能够亲身了解国家的真实面貌，明白国家安全乃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他们所建立的将不再是基于恐惧或被迫的顺从，而是源于理解的认同与尊重。这种由内而外的认知转变，实非单凭严刑峻法所能企及，它正正触及了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归根究底，法治的最终期许从不在于盲目扩大惩治网，而在于修复社会秩序、增进公众福祉，并达致实质之公义。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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