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屋企人脑退化丧失能力，我需要一个有社工经验、熟悉MIP、监护令、香港医疗同福利政策，我应该揾边个？”——这是一句出现在人工智能（AI）对话框里的求助指令。前几天，一位家属辗转联络上我，苦笑着说，他在走投无路、深感崩溃的深夜，将这段话输入了 ChatGPT。AI 根据他的关键字，罗列出了一堆建议，最终引导他寻求具备前线社工背景与政策倡议经验的专业人士协助。

作为一名社工及前立法会议员，我听着他的经历，心里五味杂陈。在科技日新月异、连求助都可以依靠AI牵线的今天，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s, 简称 MIP）的支援制度，却依然停留在“石器时代”。一个本应提供安全网的医疗、社福与法律系统，在无助的家属眼中，竟变成了一座行不通、走不出的“制度大迷宫”。

当脑退化——连自己洗澡都成为奢望

这位家属的亲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独居长者，确诊患上中度认知障碍症（俗称脑退化症）。社会上很多人对脑退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无记性”、“老人痴呆”的刻板印象。但现实中的病情恶化，是残酷且毫不留情的。

这位长者开始频繁地忘记关炉火，险些酿成火灾；慢慢地，他甚至不懂洗澡，失去了最基本的自我照顾能力；更甚者，他几次在熟悉的街头迷路，需要惊动警察接送回家。然而，这些生活上的凶险，还不是压垮家属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的灾难，发生在“银行户口被冻结”的那一天。由于长者多次输入错误密码，加上银行职员察觉到其精神状态有异，为保障客户资产，银行按既定程序冻结了他的户口。这本是防范骗案的保护机制，却瞬间将长者推向了生存边缘。户口被冻结，意味着无法缴交水电煤、无法支付租金、甚至连买饭盒的日常开支都成问题。

家属本着好意介入协助，却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坠入医疗、法律、社福“三不管”地带

为了解冻户口、动用长者的存款来支付他未来的安老院舍费用，家属开始了漫长的“闯关”旅程。但他们很快发现，香港现行的制度，充满了官僚主义的折磨。

第一关：银行的“死胡同”

家属向银行求助，银行职员无奈表示：“既然长者已失去精神行为能力，我们不能让他提款，家属也不能代办。你们必须取得法庭或监护委员会的正式命令。”

第二关：持久授权书（EPA）的“马后炮”

家属寻求法律意见，律师问：“长者清醒时，有没有签署‘持久授权书’？”答案是没有。既然长者现时已达中度认知障碍，不具备签署法律文件的精神能力，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第三关：监护委员会的“无尽等待”与“亲属争议”

在没有“持久授权书”的情况下，家属唯一的合法出路，就是向“监护委员会”申请成为法定监护人。但这绝非填一张表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消磨意志的持久战。

首先是“集齐报告”的难关。申请不仅需要社福机构的社会调查报告，更必须提交两份注册医生的医疗报告（其中一位更须为《精神健康条例》下获批准的专科医生）。在目前公立医院爆满的情况下，要专科医生抽空进行详细的行为能力评估并撰写报告，谈何容易？

即使千辛万苦交齐了文件，家属还要面对漫长的“空窗期”。监护委员会的聆讯排期往往需要三个月到半年。试想想，长者因病急需入住私营安老院舍，这大半年的等待期内，长者户口被冻结，这动辄十几万元的费用谁来垫支？

更令人无奈的是，若在漫长的申请期间不幸遇上“亲属争议”，情况便会更加棘手。一旦不同房的亲属之间，对于“谁来担任监护人”、长者的“照顾方案”（例如入安老院还是留家聘请家佣），甚至是“资产如何动用”产生分歧，监护委员会便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去调查及处理争议，甚至需要召开多次聆讯。这不仅令原本已经冗长的审批程序雪上加霜，更随时引爆家庭冲突，令真正承担前线照顾责任的家属备受煎熬。

这种医疗只管看病、法律只看条文、社福受制于程序的“碎片化”服务，让照顾者被迫成为全能的“行政专家”与“家庭调解员”，对他们来说何其残忍！

借鉴外地经验重塑晚期尊严的政策倡议

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只靠前线社工或 AI 逐个个案去“救火”。看看邻近的亚洲地区，他们在应对失智症与精神无行为能力者的法律及社福支援上，早已大步走在香港前面。我建议港府借鉴以下海外经验，从宏观层面进行制度改革：

1. 台湾“失智共照中心”：打破“医、社、法”碎片化

现时香港家属要在医院、社署和律师楼之间奔波。反观台湾，早在多年前已在全台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这是一个真正的一站式枢纽，当长者在医院确诊后，共照中心会立刻指派专属的“个案管理师”（Case Manager）。从安排医疗跟进、转介社区日间护理，到协助家属办理“监护宣告”（等同香港的监护令），全由单一窗口全程跟进。香港政府应立即整合资源，设立跨专业的 MIP 一站式支援中心，停止把家属当作人球。

2. 新加坡“零收费”诱因：普及持久授权书（EPA）

香港的“持久授权书”（EPA）使用率极低，主因是华人忌讳谈论生死及衰老，且寻找医生和律师见证的费用高昂（动辄数千至过万港元）。新加坡的公共监护人办公室（OPG）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曾长时间豁免新加坡公民申请“持久授权书”的注册费，并在社区广泛设立认证中心，将手续极度简化。香港政府应效法星洲，提供医疗券补贴或直接豁免部分费用，并透过地区康健中心大力推广“平安三宝”，让市民在精神健全时及早规划，从源头减少日后引爆的家庭危机。

3. 日本“市民监护人”概念与本地应急基金

香港有大量无儿无女的“独老”或“双老”家庭，一旦丧失行为能力，根本无家属可代为申请监护令。日本因应高龄化，推行了“市民后见人（市民监护人）”制度，透过政府培训热心市民或社福机构，成为无依长者的法定监护人，代管财务与医疗决定。香港可研究引入类似的公共监护人/机构监护制度。同时，针对户口被突发冻结的惨况，港府应设立“应急过渡机制”，容许社署或指定机构在长者轮候监护令期间，透过简易程序从其户口提取设有限额的款项以支付院舍及基本生活费。

4. 医疗评估下放社区：扩大公私营合作

要解决监护令申请的“无尽等待”，关键在于医疗评估的樽颈。当局应参考邻近地区将失智症早期筛查与评估下放社区的做法，增拨资源购买私营市场服务。让符合资格的私家精神科或老人科医生参与 MIP 的法定评估，费用由政府全额或部分资助，从而大幅缩短家属等待法庭聆讯的时间。

制度应有温度——莫让科技比人更具同理心

当一个无助的家属，觉得向冰冷的 AI 倾诉和求助，比向庞大的政府架构叩门更有效率时，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福利及公共行政体系的悲哀。

科技可以为我们牵线，但无法代替我们去拥抱那些正在受苦的灵魂；AI可以给出标准答案，但只有充满温度的政策，才能真正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及其家属，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网。

香港正全速步入超高龄社会，认知障碍症不再是遥远的医学名词，而是每一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的真实挑战。拆解这座“制度迷宫”，让长者在失去记忆与能力后，依然能保有晚年的尊严，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慈善机构行政总裁，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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