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2014年4月15日，北京。“总体国家安全观”正式诞生。它不是口号，而是一幅由20块组成的拼图：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安全。

这张百科全书般的清单传递了一个清晰讯息：在互联的现代社会，安全不再是“将军”与“碉堡”的事，它是自来水龙头里的一杯清水（资源安全），是手机银行那道看不见的防火墙（网络安全），是货架上没间断的泰国香米（粮食安全），也是孩子们学唱的粤语童谣（文化安全）。真正的大国安全，是一张由“管治效能”织成的网。

那么，这幅宏大拼图落在香港，该如何安放？每年4月15日，维港两岸的电子屏幕亮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字样。然而，仪式庄重有余，入心不足。问题在于，我们尚未找到能让国安“落地”的叙事方式。我们需要一场从“展示”到“对话研究”的转向，而起点藏在“主题化”与“条件论”两个词里。

让每一年都有“专属课题”：主题化教育的想像

如果“国家安全”是一块有20个切面的钻石，只拿着整颗钻石在阳光下晃一晃，旁观者除了觉得刺眼，看不清任何纹理。因此，香港的国家安全日应引入“年度主题”机制。

试想明年主题定为“文化安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故事”；教育局将联同非遗办事处推动“寻找社区口述史”，让学生访问祖辈的棚屋记忆、围村习俗。再试想后年主题定为“粮食与生态安全：餐盘上的世界地图”；学校将带领学生走进上水农田，亲眼看见一棵菜心从泥土到餐桌的旅程，让他们觉醒到香港超过九成食物依赖进口的“脆弱性”。

主题化的操作好处在于“聚焦”。它让每年4月15日不再是一锅“大杂烩”，而是一道风味明确的“时令菜”，让不同专业界别都能走进国家安全的讨论场域。

行政主导下的“条件”：调查研究与文化隐忧

202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香港应坚持“行政主导”，并对立法会提出要求。他期望立法会深化对“行政主导”的实践与研究，产出更多符合香港实际与中央要求的成果，致力推动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由治及兴”。如果说“国家安全”正是“由冶及兴”的钥匙，它首先应打开的是下一代人的课室，因为“文化安全”是思想的土壤，是语言的基因。

第一个例子：课室里的语言——中英对等的制度想像与中文教育的现代化

走在香港的街头，国际学校的孩子用流利英语交谈，本地名校的学生同样以英文课本为主。没有人能否认，英语能力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但如果戴上“文化安全”的透镜审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便浮现：在从幼稚园到中学的整个教育链条中，中文与英文的地位，是否真正达到了“两文三语”政策所承诺的对等？

长期以来，社会形成了一种隐性阶序：英文是“智识语言”，是进入大学、专业领域和高薪职场的通行证；中文（尤其是粤语口语和书面中文）则往往被局限于“生活语言”或“母语情怀”的范畴。这种失衡并非一日之寒，也不是某一类学校的责任，而是整个教育生态在历史惯性与全球化压力下的共同产物。

因此，在这里不应指向对学生思想状态的监测，而应指向一种制度性的资源再分配与专业化建设。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在三大层面进行研究：第一，师资培训的战略投入。香港不缺英文教师，但极度缺乏能够以高水平、现代化教学法教授中文（包括普通话和粤语应用）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国际学校和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中小学，中文科教师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当局应建立“中文作为国际语言教学”的精英培训计划。当教师的质素与自信提升，中文在课室里才能真正与英文“平起平坐”。

第二，教材与课程的时代更新。现行的中文课程，在部分学校仍给人一种“停留在上世纪”的印象：背诵文言文、分析修辞手法固然重要，但如果这是中文教育的全部，它便难以与内容鲜活、接轨全球议题的英文课程竞争学生的注意力。需要研究的“条件”是：如何为香港度身订造一套“面向21世纪的中文课程”？这套课程应当包含：以普通话进行进行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分析、对当代中国科技创新和传统中国易经五行思想的中文案例研习、以及对香港本土粤语文学和流行音乐歌和唐诗宋词的学术化梳理。它应让学生感受到，学好中文不仅是为了传承，更是为了获得一把理解当下与未来的钥匙。

第三，从幼稚园开始的语言平等环境。文化安全的根，扎在人生最初的语言接触里。研究应着眼于：如何在幼稚园阶段，创造一个真正的双语沉浸环境，而非让英语一家独大？这不是要削弱英语接触，而是要确保粤语和普通话在游戏、歌唱、故事时间中，同样获得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和师生互动机会。

这一系列的转向，目的是重塑香港的语言生态。我们追求的终极蓝图，不是让英文退场，而是让中文“进化”——让它从一种情感归属的载体，同步进化为一种具备现代智识竞争力的语言。当一个香港毕业生，既能用英语精准分析华尔街的金融报表，也能用普通话自信地论述“一带一路”的基建逻辑，更能用粤语生动地讲述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那时候，我们便可以说，香港的文化安全根基，是扎在坚实的、与时代同行的土壤里。这种人才，才是香港贡献给国家、贡献给世界的独特资产。

第二个例子：环境安全中的分析盲点

再看“环境安全”。以垃圾回收为例，香港讨论垃圾征费，焦点多在“如何收费”。但从资源安全维度看，垃圾是“城市矿藏”。若东南亚国家全面禁止废纸进口，香港的废纸回收链会否瞬间断裂？现有分析不足，反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管治近视。要补足短板，同样需要“条件”——跨部门数据整合与战略研究能力，形成定期的《生态与资源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这才是行政主导的“导航地图”。

安全与发展的辩证法：在流动中寻找稳定

回到根本命题：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强调国家安全不是要牺牲发展，而是要“发展中的安全”。就像高速列车，不能因担心出轨就停在站台，也不能为追求速度拆除刹车系统。高明的做法是不断升级悬挂与监测系统。

香港正面临北部都会区、交椅洲人工岛等宏大规划，这些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规划师划定海岸线时，是否计算了极端气候模型？（生态安全）工程师设计管线时，是否预留了应对网络攻击的智能电网防护？（能源与网络安全）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决策者脑海中是否有那张“20个安全维度”的清单。

香港的4月15日，不应仅是对威胁的“警报演习”，更应是一场关于“如何把城市建设得更坚韧”的年度公民论坛。从全景图到单一主题的深度研讨，从行政主导到“条件论”要求的精密研究——这一系列转向，目的只有一个：让国家安全从悬浮高空的抽象概念，沉降到每一个街角、每一张餐桌之中。唯有如此，当明年4月15日的阳光照亮维港，市民看到的才不会只是一个冰冷的“防毒软件图标”，而是一幅与自己生活血脉相连、温暖而坚韧的城市蓝图。这才是“大国安全”在香港的真正落地：让每一步都走在更坚实的、被细心研究过的土地上。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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