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当一项原本只需二元的车程，突然变成一笔需要计算的开支，政策的影响就不再只是财政数字，而是日常生活的改变。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乘车优惠新安排已经实施，其真正后果，正逐步在最基层的出行选择中浮现。

改善财赤作用有限
却转化为生活负担

这次调整以控制公共开支为理由，但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需要审慎理财，而在于“从哪里米节流”。二元乘车计划在整体公共开支中占比有限，却涵盖广泛人口，属于典型以较低成本换取高度社会效益的政策。削减这类开支，对改善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有限，却会即时转化为弱势群体的生活负担，从财政角度看，是一种边际效益偏低的调整选择。

更关键的是，这项政策从来不只是交通补贴，而是一种维持“社会参与能力”的制度安排。对不少长者及残疾人士而言，是否外出、去多远、去多少次，往往取决于交通成本。当票价由象征性的二元，变为需要权衡的开支，减少的不只是出行次数，也可能是覆诊的频率、与家人见面的机会，以至整体社交连结。这些变化不会即时反映在政府帐目上，却会在更长时间内转化为医疗及照顾系统的压力。

放大空间不平等
开支转嫁医疗系统

新安排中，“十元以上车资改为两折优惠”尤其值得警惕。香港公共交通收费以距离为基础，意味着居于新界及离岛的市民，本身已承担较高交通成本。政策调整后，长途出行的长者与残疾人士，实际负担上升幅度远高于市区居民，变相放大既有的空间不平等。对需要跨区就医或照顾家庭成员的人而言，这不只是“多付几元”，而是整体生活安排被迫收缩。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二元乘车计划亦具备明确的预防性功能。促进长者外出与社区参与，有助维持身心健康，减少抑郁及慢性疾病恶化，同时延后对长期照顾服务的需求。这类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以小额前期投入，换取未来公共开支压力下降的安排。当政策效果被削弱，相关“节省”很可能只是将成本由交通补贴，转移至医疗与社会服务体系。

政策方向相互抵触
需观察出行及医疗影响

同时，这次调整亦暴露出政策讯号上的矛盾。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乐龄社会”及银发经济，鼓励长者更活跃地参与社会；另一方面却提高其出行门槛，削弱最基本的流动能力。当政策方向彼此抵触，最终削弱的不只是单一措施的成效，而是整体施政的连贯性与说服力。

既然政策已经落实，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评估其实际影响。检讨不应只集中于开支是否下降，更应观察长者及残疾人士的出行模式有否改变、医疗服务使用是否出现延误、社会参与程度是否下降，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影响差距。只有将这些因素纳入，才能判断政策究竟是“节省”，还是只是将成本转移至其他公共系统与个人身上。

公共财政从来不是单纯的加减数，而是价值选择的体现。当节流来自削弱弱势群体的流动能力时，其影响亦不会只停留于交通费本身。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一程车多付多少，而在于社会是否愿意为维持基本的连结与尊严，承担相应的公共成本。

作者狄志远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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