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孟言

因需等候日本老技师专程前来维修精密设备，某内地企业不得不停产超过一个月——这是十年前中国光电芯片（光芯）企业的真实案例。在局外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则工厂轶事，但它能折射出港人在讨论“国际创科中心”定位时常常忽略的问题：创科的真正价值比起估值多高、融资多少，更重要的是能否替国家补上那些被“卡”的关键技术环节。“新质生产力”这个词语频频出现，也已作为独立篇章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但这一宏观概念，对长期以金融与专业服务为支柱的香港而言，一直显得比较抽象。但若我们愿意走进产业链的底层逻辑，就会发现它并非口号，而是一个已经在内地悄然展开、且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的课题。石家庄光芯后道设备产业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AI时代的算力与电力账

要理解光芯为何重要，必须从AI说起。过去两年，ChatGPT、DeepSeek等大模型掀起了全球算力竞赛。但鲜少有人注意到算力扩张背后的物理瓶颈：除高端芯片供给外，电力与散热亦至关重要。国际能源署已警告，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在2026年可能较2022年翻倍。在内地，部分AI数据中心的电费已占总营运成本的50%至70%。

这正是光芯被寄予厚望的原因。传统电子芯片以电子为信息载体，在高频传输中能效瓶颈明显；反观光芯以光子传输，具备高频宽、低延迟特性。在光通信与互联环节，矽光/光模块方案相较传统电子方案可节省约30%至50%的电力消耗。在光子计算领域，理论节能幅度更大，目前已处于早期商用阶段。可见，谁在光芯产业链上站稳脚跟，谁就能在AI时代占得先机。

然而，光芯产业链极长，从材料、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整个产业链上密布着极高的技术门槛。其中，“后道设备”——也就是负责光芯封装、测试、检测的精密仪器，一度都是日本企业的绝对领地。在华为于2019年面临禁运之前，内地相关企业几乎完全单方面依赖日系设备，正如文初所述，连维修都要等日方派员。“后道”是什么？用金融业的比喻，它有点像证券交易中的结算、合规，是检验整套系统能否运作及回避风险的关键。在半导体与光电产业中，“后道”泛指晶圆加工完成后的所有工序。这是一个从“晶圆”转化为“独立芯片”并最终交付市场的过程，在这个环节，中国已循序渐进地实现自立自强。

停产事故揭示“技术韧性”危机

文初的停产事故，后来成为内地光芯产业的一个分水岭。内地光芯企业当时采取设备依赖进口、工艺依赖原厂的思路，所以一旦设备出故障，内部没有足够的技术累积去应对，只能坐等日本原厂派人，最终前来维修的是一位老技师。内地企业不得不意识到，当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命脉，维系在外部高龄技术人员的个人经验上，它其实并不真正拥有这个产业。一旦对方“退休”、断供、或基于地缘政治考量中断技术交流，有关产业链或会瘫痪。

这种“技术韧性”（technological resilience）的缺失，让内地企业从代工走向自主研发。前文提及的石家庄企业是真实存在的，名为圣昊光电，目前已成为国内少数能够独立生产光芯后道全自动设备的厂商，已打破了日系垄断，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约60%，2021年获国家级“小巨人”认证。在华为遭受外部禁运、寻找替代供货商时，该企业成功获得关键订单。如今累积的订单高达6亿元人民币。但本文要强调的，自然不是单个商业案例的成功。更值得香港思考的，是它所展示的“非对称突围”逻辑。

尖端技术突破贵精不贵多

长久以来，香港乃至国际社会对内地创科普遍存在一种“地理偏见”，例如相信尖端科技必然诞生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河北、山西这类传统重工业省份则难以孕育出高科技企业。石家庄的案例自然有助于打破类似的成见，而更深层的启示是，尖端技术的突破贵精不贵多。若能帮助国家在某一关键环节实现自强自立，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巨大贡献。实际上，该企业并没有在光芯的每一个环节都试图超越日美——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彻底脱钩。该企业只在后道这个相对低调但技术密度极高，加之半导体上下游都离不开的关键环节进行“非对称优势”的突围。不与他国的优势“硬碰硬”，只在关键领域塑造“不可替代性”。

此类产业战略，其实也间接解释了近几年的地缘经济变化。内地光芯后道设备的国产化，导致日企的相关订单锐减。与车企的情况类似，日企被动地从内地向港台及东南亚迁移。对中日经贸关系而言，这是降温信号，中日关系恶化时将日趋欠缺润滑剂；但对国家技术安全而言，还是必须减少单方面的依赖，在国际环境紧张时尤其如此。

应为国家高科技自立自强查缺补漏

中央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其“十四五”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都作出了清晰部署。过去数年，香港在生物科技、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取得不俗进展，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项目，均为香港创科奠定了制度与空间基础。但圣昊光电的案例，或许可为香港下一阶段以及其第一个五年规划提供两点补充思考。

其一，在科技与安全之间应该建立更深的连结。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不只是商业扩张，更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高质量发展”。许多内地企业走向自主研发的动力，源于对“技术被断供”的切身恐惧。港企相较之下，不常面临直接的制裁。然而，政府与创科界进行规划时不妨多问一句：“香港的研究成果除服务于金融以外，是否也能为国家高新科技的自立自强查缺补漏？”唯有抱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香港才能在“硬科技”环节寻找更务实、更精准切入点。毋容置疑，香港的大学在新材料、精密仪器、生物医学传感等环节拥有世界级的研究基础，部分领域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若能深耕1到2个关键领域，例如石家庄深耕半导体、光芯，实现贵精不贵多的非对称技术突破，定走得更远。

其二，香港必须实事求是地发挥“国际窗口”的功能。内地硬科技企业“走出去”时，香港当然能提供资金，但实际上它们最缺的从来不是资金，而是国际合规能力、专业服务能力、以及在复杂地缘政治下的风险管理能力——这些亦是香港的强项。香港不一定要成为技术的创源地，但完全可以成为内地硬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顾问，因此应该突出香港金融、法律、会计、会展产业乃至国际调解的优势。

新质生产力并不遥远，也并不“假大空”。一部不再需要八十岁日本技师维修的国产光芯后道检测设备就是其体现。对香港而言，“国际创科中心”的含金量，并不应该单单由GDP占比或融资规模来定义，而是能否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贵精不贵多的体现，河北石家庄能有少数这样的企业，而香港有“一国两制”的优势，理应能有更好的发挥。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作者孟言是“思哲研究所”创科领域特约撰稿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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