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专栏

每隔半年，香港审计署都会发表一份厚达数百页的署长报告书，罗列各政府部门的施政缺失。这份报告往往引发传媒广泛报道、立法会议员质询，甚至社会公众哗然。舆论热闹数日，部门随即回应“接纳建议”、“已作改善”、“会加强监察”。然而，喧嚣过后，问题有没有真正被解决？问责有没有落到实处？还是说，审计报告不过是一份周期性的仪式文件，读完即弃，无从追责？

公共行政缺乏把程序转为持续执行力

回顾2016年至2026年间审计署署长提交的衡工量值式审计报告，若说审计无用，并不公允。审计署揭示的问题相当具体，且往往切中公共行政的盲点。从房屋、道路、水务、污水处理、交通规管，到教育、社福、医疗、环保、资助基金及公营机构管治，审计报告犹如一盏强光，把政府日常运作中不易被公众看见的角落照亮。

审计署追问的，往往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工程是否按时按质完成？资助是否产生成效？部门是否掌握足够数据？承办商是否受到有效监管？公共服务是否真正送到市民手上？这些问题看似技术性，实则是公共治理的基本功。

过去十年间，审计报告反复揭示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几类。

其一是工程及基建管理，路政署、渠务署、水务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房屋署等部门，曾因道路维修、滤水厂、污水处理厂、安达臣道发展、校舍保养等项目被点名，问题多涉及合约监管不足、工程延误、成本控制薄弱及跨部门协调不力。其二是环境政策执行，厨余减量、循环再造及O·PARK等项目显示，政府并非没有投放资源，却往往在分类收集、承办商监管、污染控制和成效追踪上未能同步到位。

其三是各类资助基金，如BUD专项基金、科技券、持续进修基金、青年发展基金、回收基金等，常见审批慢、监察弱、成效指标空泛，难以证明公帑是否真正产生政策效益。其四是规管部门，包括屋宇署、食环署、运输署、消防处、劳工处等，问题集中于资料不全、巡查不足、个案跟进缓慢，直接关乎楼宇、食物、交通和职安安全。其五是公营及受资助机构管治，涉及董事会监督、采购、人事、行政开支和项目成效。这些个案虽分属不同范畴，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香港公共行政不缺程序，缺的是把程序转化为实效的持续执行力。

整改仍局限于各部门程序化回应

由此可见，审计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每年出版几本厚厚的报告，而在于它替市民保留一种制度化的追问权。政府部门不能只说“我们有做”，还要证明“做得有效”；不能只说“程序已完成”，还要证明“问题已减少”；不能只说“已改善指引”，还要证明“前线执行真的改变”。审计报告的价值，正是把行政语言翻译成公共问题，把模糊的“加强监察”变成可查核的缺口。

那么，审计建议是否真正落实？从制度上看，香港并非没有跟进机制。审计署报告提交立法会后，政府帐目委员会会研究部分章节，举行公开聆讯或书面查询，政府其后提交政府复文，并就未完成事项提供进度报告。部门通常也会表示接纳审计署建议。这套程序令被审核部门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也能迫使官员交代时间表、补充资料和承诺措施。

然而，若以结果衡量，情况便不宜过分乐观。许多整改仍偏向程序化：成立工作小组、更新指引、检讨流程、加强培训、改善电脑系统、提醒承办商。这些措施并非没有价值，却未必等于真正整改。真正整改应该回答几个更尖锐的问题：延误是否减少？违规是否下降？成本是否受控？轮候时间是否缩短？设施使用率是否提高？污染是否改善？受助者是否真的受惠？如果没有这些结果指标，所谓“完成跟进”很可能只是完成文件，而不是完成改革。

缺乏把问题追到最后的制度耐性

因此，审计报告不宜简单称为“无牙老虎”。它有牙，但咬合力不足。审计署能揭露问题，帐委会能施加压力，传媒和公众能制造舆论，但审计署本身不能直接纪律处分官员，不能替部门重建管理系统，也不能保证政策结果改善。真正的问题是，审计之后，行政体系是否愿意把发现转化为责任、时间表和后果。

要让审计制度真正促进追责和改进，需要让审计制度长出利齿。

在制度层面，建立公开、持续更新的审计整改仪表盘。每项主要建议都应列出责任局署、负责职级、完成期限、量化指标和最新进度。市民不应只能在厚厚的政府复文中寻找“正跟进”三个字，而应清楚看见哪些已完成、哪些延误、哪些成效未达标。追踪数据库向公众开放查阅，让传媒、学术界及广大市民成为第二道监察力量。

在追责层面，对重复出现和多年未解决的问题，设立升级问责机制。如果同一部门、同一政策范畴在数年内多次被审计署指出同类问题，便不应只由部门提交书面解释，而应由相关局长或常任秘书长公开交代，说明为何先前整改无效，以及新的补救措施有何不同。

在文化层面，政府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审计的态度——审计不应被视为威胁，而应被视为改进施政的契机。各部门也应该把审计跟进由“程序完成”转向“结果完成”。政府不应只汇报已修订多少指引、举办多少培训、开过多少会议，而要汇报问题是否实际下降。审计制度的最终目的，不是让部门学会写更漂亮的回应，而是让公共服务变得更可靠。

香港不缺审计报告，也不缺被揭出的问题。真正稀缺的，是把问题追到最后的制度耐性。审计署已经把灯打开，照见公共治理中的裂缝。接下来要问的，不是审计报告有没有牙，而是整个问责制度是否愿意让问责利齿真正咬下去。只有当审计发现能导向公开跟进、清晰责任和实质改善，审计制度才不只是年度仪式，而是香港公共治理中真正有力的防线。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