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一场关于“轩公”（歌手张敬轩）的风波，揭示了香港社会一个尴尬的现实：香港似乎愈来愈习惯用娱乐圈式的公关手法，去处理盘根错节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早前，张敬轩透露主动申请担任保安局“正能量大使”，冀能带领在反修例风波中被捕但未被检控的年轻人北上交流。此举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赞许他以影响力为社会带来和谐，但更多人则质疑这是一场“大赦”的公关秀。

诚然，张敬轩作为一位深受爱戴的歌手，他的选择无可厚非，甚至可说是艺人的社会责任。然而，舆论的争议点并不在于张敬轩本人，而在于这项策略背后所暴露的政府思维惯性：面对社会不满，尤其是那群因反修例运动而被捕、未被起诉的七千人（及其背后更大的年轻社群），政府似乎选择了一条最捷径、也最表面化的道路——用星光去掩盖裂痕，而非用诚意去填补鸿沟。

与其用星光掩盖裂痕
何不用诚意填补鸿沟

香港社会过去多年的困境，很大程度源于一个情绪化的公共空间。反对派与部分传媒为了政治利益与流量，长年累月地将一切议题二元化、道德化，鼓动民粹，煽动对立，造就了一个让理性讨论难以生根的土壤。对于那七千人，政府看到了他们可能存在的悔意或恐惧，但不知有没有正视：在这群人当中，除去情绪化的动员，其实夹杂着大量对社会根源性问题的真切不满——住屋的绝望、产业的单一、社会流动的停滞、施政的封闭与傲慢。

这些不满，有些属情绪发泄，但更多是正当的、理性诉求。它们在既有的政治体系中找不到任何出口——选举制度的改变，已然让政治吸纳能力减弱，而政党政治又陷入“精英吸纳”的泥沼——在不少年轻人看来，他们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投票权无法纾缓这种郁结，政策咨询又被当成形式主义。如果一个政府只能用“戴罪立功换取不入狱”的框架，并借助明星光环来包装时，它传递的潜台词恐怕相当苍白：你们不必思考问题的根源，只需参与我设计的“正面活动”，便可以将历史一笔勾销。这非但无法转化真正心有鸿鹄之志的青年，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体制幼稚化、公关化的蔑视。

不缺有思想有承担的青年
但缺容许他们想像的空间

若将张敬轩的星光视为一枚折射政府思维的棱镜，那么“本土研究社”的存在，则像一面冷峻的镜子，照见了这种思维的偏差与无力。对于真正关心社会、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而言，本土研究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远非任何一位娱乐明星可比。他们没有镁光灯，没有千万流量，有的只是扎实的田野调查、尖锐的政策分析，以及对土地、规划、农业、社区经济等香港“无聊”又“闷蛋”的深层次问题，进行近乎偏执的钻研。

他们的存在，恰恰证明香港并不缺乏有承担、有思想的青年。相反，这群年轻人选择放弃投机金融、专业行业的“正途”，投身于不讨好权贵、甚至拮据的清贫研究之路，其本身就带着一种知识份子对社会的朴素承担。他们的报告指出了城市规划的迷思（昂贵基建缺乏人文设施）、棕地问题的死结、乡郊发展的可能，这些都是关乎香港未来的根本命题。

可悲的是，政府对待本土研究社的态度，与对待那七千人的方式如出一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将其边缘化为“小圈子里恐惧政府与国家的情绪”。政府宁愿用一个“阅读日”、一个明星口号去粉饰对文化的重视，也不愿正视那些在书海里真正阅读、思考、并提出尖锐批评的年轻人。香港的图书馆、博物馆规划停滞，城市仅剩下昂贵的桥、路与电梯，而当一个社会不再投资于让人沉思的空间时，它怎能孕育出有深度、能对话的青年？

社会对成功定义极度单一
非主流青年难以获得认同

香港青年工作长年陷入一种“平庸的循环”。传统政党和青年机构的“青年吸纳”极度狭窄，高度集中在听话、乖巧、乐于做社区“蛇斋饼粽”活动的“保母型”青年，或是渴望快速上位当议员助手的政治学生。青年协会等传统机构，确实能凝聚一批服从规则的学生，但它们能吸引并转化那些内心燃烧着独特火花的异类吗？

香港社会的病态，在于它对成功的定义极度单一。一个对渔农，围棋有天份、想钻研纯数学、或想开发一项不赚钱的环保技术的年轻人，他在香港面对的，几乎是“一世孤独”的命运。他不会成为香港小姐，不会成为医生，不会成为地产商，他的热情顶多被传媒消费成三分钟的新闻趣闻，然后便被遗忘。

这种文化基建的深层次失效，导致大量充满潜能的非主流青年，在体制内找不到坐标与认同——这份疏离，才是“香港青年问题”最根本的病灶。张敬轩的一首歌、一场活动，或可带来短暂的宣传效应与情感按摩，但能让一个感到被社会抛弃的数学天才，从内心深处转向认同这个城市与国家吗？答案显然不乐观。

超越小圈子的恐惧情操
转化成为积极管治力量

在这个脉络下，本土研究社的未来便充满了饶富深意的辩证。它能否从一个批评性的研究组织，进化为一个更具建设性、能够进行实质政治对话的力量？它能否超越小圈子内对政府和国家的“恐惧情操”，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主动寻求与体制（哪怕是迂回地）对话，将分析转化为倡议，甚至为香港的管治人才库提供另一种可能？

长远而言，假如它甘于只作为一个永远的反对声音，在一个不断收紧的公共空间里，其影响力必然日渐减弱，最终沦为小众共鸣。但倘若它能蜕变，找到一种既能保持批判锋芒，又能与权力进行策略性互动的新路径，那么它代表的这股有思想、有研究能力的青年力量，或许能成为打破香港“管治人才极度同质化”困局的楔子。这需要勇气，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对香港怀有超越“抗争”本身的、关于建构与未来的想像。

张敬轩的争议终会过去，娱乐新闻的流转向来迅捷。然而，“张敬轩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会像一层层沉积岩般叠加在香港社会土壤之上。当我们的大厦愈起愈高，桥梁愈建愈贵，但基础的人文关怀、青年培育与思想土壤却愈发贫瘠时，再多“正能量大使”也无法逆转一个城市的平庸化。真正的解药，从来不在镁光灯下，而在于政府是否愿意放下身段，在一篇又一篇的本土研究报告里，在那些孤独地思考着香港未来的年轻大脑里，正视他们的不满，并作出结构性的回应。毕竟，一个城市的希望，不在于有多少青年愿意唱同一首赞歌，而在于它能为多少种不同的梦想，提供生根发芽的土壤。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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