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正式开庭。日本的战争罪行不容抹煞，而美国当时为在冷战中抗衡社会主义阵营，选择拉拢日本精英，导致战犯清算极不彻底。历史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若不严肃审视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类似的罪恶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对身处亚洲的香港人而言，对“东京审判”的熟悉度普遍高于“耶路撒冷审判”。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两者，深入探讨对日德战争罪行清算中存在的不公与结构性缺陷。

政治哲学家口中的恶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在著作《根本恶》中曾探讨“缓解恶的构想”。在他看来，“恶”如同不断变异的病毒，人类虽不断研发抗体，却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与其寻找万能药，不如针对滋生“恶”的环境对症下药。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曾指出，19世纪的反犹主义是“憎恨这株植物开得最盛之处”。

到了20世纪，这演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新变种。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观察到，极权主义的拥趸多为深谙“历史是人造物”的暴民或知识分子，他们沉醉于领袖宣称能“正确解释历史”的愿景。若一地的历史主观性愈高，不公正感愈强，它便极可能沦为孕育新“恶”的温床。二战后的两场大审判，正是思考此命题的经典案例。

平庸之恶与“败者即恶”的逻辑

纳粹德国当年发难的借口之一，便是巴黎和会对德国不公，甚至指出德国人已沦为要不断为战胜国输血的奴隶。这种“战败者的屈辱”成为了罪恶的养料，被处死的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就认为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忠实地执行纳粹德国的命令。艾希曼于1939年起负责波兰境内的犹太人事务，一手策划驱逐他们与没收他们财产的行动；1944年德军入侵匈牙利后，他更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然而，他在审判中辩称自己并无卑劣动机，只是单纯地执行命令。阿伦特将此定义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一种缺乏思考能力、盲目服从官僚体制的恶。最终，以色列法院根据1950年《惩治纳粹分子及协作者法》，以反人类罪、战争罪等15项罪名判处其死刑。

对艾希曼来说，他的罪名是失败。例如艾希曼的辩护律师曾言：“国家若胜利，他的行为是加官进爵；失败了，则是命丧黄泉。”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亦曾宣称他要么成为伟大领袖，要么成为头号罪犯。这反映出当时德国盛行的冒险主义，坚持成王败寇，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的心态也八九不离十。这种心态赋予了“恶”某种扭曲的正当性，也埋下了“败者即恶”的心理伏笔。

司法不公：新“恶”的苗床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艾希曼代表了冒险主义“平庸之恶”，但耶路撒冷审判过程本身亦显露不公。当时辩方仅有110份材料对抗控方的1500份；律师孤军奋战，而控方人手充足。更关键的是，证据多不在以色列境内，导致辩护极其困难。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警示，这种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败者即恶”的正当性，而非法律的绝对正义。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家利益往往放纵了“恶”。以色列当时并未全面清算战犯，主要是因为部分战犯对国家仍有利用价值。阿伦特引述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与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亲密关系，指出以色列为了获取西德的长期贷款，在清算问题上有所取舍。当国家利益掩盖了对罪恶的讨论，不公正感便会转化为新的憎恨。阿伦特认为，以色列逃避了“定义反人类罪”及“认识新型暴力”的责任，这类不公正正是新“恶”的苗床。

另一种不公：东京审判的“亚洲不在”

回到亚洲，东京审判同样面临不公。约翰．道尔（John Dower）在《拥抱战败》中指出，东京审判几乎未追究“反人类罪”，且多聚焦于涉及欧美的暴行。例如在涉及“慰安妇”的判决中，亚洲受害国的案例极少，被亚洲学界调侃为“亚洲不在”。至于日军使用化武的调查，更因美国陆军部担忧影响自身日后的化武政策而遭反对。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等为了便于管治及拉拢日本，更明确豁免了理应负起战争责任的天皇。

相比耶路撒冷的专业性，东京审判的法官资格与语言能力更是备受质疑。控方拥有百人编译团队，被告却仅有3名翻译。欧洲针对德国纳粹的纽伦堡审判留下了42卷议事录，东京审判却缺乏正式的刊行记录。如此草率，导致战后日本依然出现了对军国主义者的盲目崇拜，约翰等学者都注意到“胜则官军，负则贼军”的口号再度在日本流行。可以说，后来日本右翼倡议“自由主义史观”，否定南京大屠杀，再次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自存自足”，采用皇国史观，本质上正是“败者恶”情绪的集中爆发，时不时就严重损害中日关系。

在恶的“疫情”中还原真相

冷战爆发后，美国为了振兴日本作为盟友，释放了大量财界人物与战犯；与此同时，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事件则成了某种禁忌，甚至在联合国大厦的相关展览亦曾遭美方无限期推迟。

掩埋罪恶与拒绝清算，导致东京审判八十周年后的今天，历史真相依然模糊。所幸，近年仍有如林少彬等学者致力揭露日军的新罪证，例如在东南亚的细菌战痕迹。虽说很多罪证已经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可未来，随着各国文献译本的普及与AI翻译技术的兴起，国际社会能有更好的条件去进行国际交流，更多国民能够追溯历史真相。在未来可预见的“恶之疫情”中，打破信息茧房的行动就是缓解毒素的抗体。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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