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过去一个月，我走访了内地多个城市，当中包括被誉为“中国互联网与电商之都”的杭州。凌晨两点的科技园区灯火通明，年轻人在直播间声嘶力竭地带货，或在电脑前彻夜奋战，紧盯着屏幕上跳动的转化率与流量数据。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数字经济的爆发力，确实令人震撼。然而，在惊人的交易额与亮丽数字背后，我作为社工与家庭治疗工作者，却敏锐察觉到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情绪：极度的疲惫，与深层的焦虑。

繁荣数据背后的疲惫面孔与算法困境

这并非单纯的个人观感，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6月内地青年（16至24岁）失业率达21.3%，创有纪录以来新高；当局其后调整统计口径，才让数字表面上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多份内地学术研究亦指出，“996”（早上9时工作至晚上9时，每周6天）的高压工作文化，与青年抑郁及焦虑症状的上升呈显著正相关。在互联网行业，年轻人仿佛被困在“演算法”之中，系统不断推高绩效标准，个人的努力往往被庞大的系统轻易吞噬。“拼命也看不到出路”的集体无力感，正是“内卷”（过度且无意义的内部竞争）与“躺平”这两种社会心态的温床。

这种困境，让我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青年。两地青年的焦虑根源截然不同：一个是过度竞争窒息了出路，一个是结构固化封堵了上升阶梯—— 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一整代年轻人，正在悄悄降低、甚至放弃对未来的期望。

“内卷”与“躺平”本质都是无力感

在内地，“内卷”的核心是资源有限下的零和博弈。以杭州电商为例，我们只看到顶端主播月入数十万、上百万的神话，却忽略了庞大基数的中小主播与幕后运营。他们日均工作逾12小时，收入却仅及最低工资水平。当竞争愈烈，个体的消耗愈深，“躺平”—— 主动降低物质欲望、退出竞争轨道—— 便成为部分青年无奈之下的自我保护机制。

香港的困境，则源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停滞。根据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的历年调查，本港私人住宅楼价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长期高踞全球主要城市前列。根据2023年的市场调查数据，大学毕业生起薪中位数约为1.8万元；然而，在港岛或九龙市区租住一个不足200呎的㓥房或纳米楼，月租已动辄逼近甚至逾万元。

当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每个月大半的薪水只能用来换取一个极其狭窄、甚至不见天日的生存空间，连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以维持时，“躺平”似乎成了他们最理性的选择。“读好书、揾份好工、买楼成家”这条上一代视为理所当然、放诸四海皆准的成功方程式，对今日香港青年而言，几乎已成不可触及的奢望。

杭州是“拼到尽头却仍原地踏步”，香港是“努力向前却发现路已收窄”。当年轻人察觉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跨越阶层壁垒，“躺平”从来都不是因为懒惰，而是个体面对长期结构性无力感时的自我防御，更是对社会制度失效所发出的无声警号。

当家庭从避风港变成压力锅

这种深层次的焦虑，往往不会只停留在社会层面，它会蔓延至家庭，形成两代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沟壑。在我的家庭治疗临床经验中，无数次见证过这种撕裂。

父母拿着当年的“成功蓝图”要求孩子：“我们以前肯拼、肯挨就能买楼成家，你现在物质条件这么好，读书又多，为甚么不上进？”然而，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改写。上一代乘着香港经济起飞、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只要肯努力，一分耕耘往往有一分收获；但今日青年面对的，是全球经济放缓、本地产业结构单一、财富与资源高度集中的残酷现实。

当孩子在外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体无完肤，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家庭本应是充电与疗愈的“避风港”，却往往变成了另一个充满比较、说教与指责的“压力锅”。年轻人在外无法宣泄的挫败感，往往在家中以愤怒、反叛或极端的沉默来爆发；而父母的担忧与不解，又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隔阂。年轻人觉得“你不懂我”，父母觉得“你不知感恩”，恶性循环就此形成，最终酿成无数家庭悲剧。

同理心需要严格的问责来撑腰

香港正大力推动创新科技与经济多元化，致力为青年寻找新出路。但追求发展的同时，政府的施政必须兼具前瞻性与严格的问责性。针对当前青年的困境，我提出四点具体倡议：

一、青年住屋：执行到位，问责先行

近日审计署发布报告，揭示青年宿舍项目进度严重落后，部分已运作的项目在行政管理、入住率及公共资源运用上均未达标，甚至缺乏对青年发展的实质支援，涉及资源错配与监管失当。审计署的警示说明了一个残酷现实：有政策，没执行，等于没有政策。青年宿舍不应只是一张床位，而应是青年累积资本的跳板。政府必须强化KPI（关键绩效指标）监管机制，引入竞争性招标，让表现欠佳的营运机构面对真实的问责后果，确保公帑真正用于青年身上。

二、精神健康：打通转介樽颈，建立社区防线

公立医院精神科轮候时间动辄逾一至两年，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令前线社工在面对高危青年时，往往在最关键的救援时刻束手无策。政府应立即建立跨公私营的“紧急精神健康转介机制”，透过公私营协作模式（PPP），资助有迫切需要的青年及时到私营市场获得专业精神科或心理辅导支援。同时，必须设立个案追踪系统，确保没有一个脆弱的生命会在制度的缝隙中流失。

三、家长教育：走入职场，而非只办说教式讲座

香港中小企占全港企业总数约九成，大量双职父母为口奔驰，根本无暇出席日间或周末的传统家长教育课程。政府应改变思维，设立“职场家庭支援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引入“雇员支援计划”（EAP）。此外，应鼓励社福机构将冗长的课程转化为几分钟的微型学习短片（Micro-learning），透过手机直接发送给家长，让家庭教育支援真正走入职场、融入生活。

四、多元出路：从观念改变到实质制度保障

社会需要真正肯定电竞、艺术创作、新媒体、自由工作者（Slash）等非传统职业。但要青年敢于追梦，单靠观念改变并不足够，这些行业必须能提供体面且稳定的生计保障。政府应为文创及新兴产业工作者提供更多共享工作空间与创作基金，并着手研究为自雇人士及非传统职业从业员，提供强积金供款配对或基本的医疗保险安全网，让他们在“闯荡”时无后顾之忧。

同理心与问责不是对立

审计署对青年宿舍的批评，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善意的政策若缺乏执行的魄力，最终伤害的，正是那些最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群体。真正的同理心，绝不回避问责；真正的问责，亦从不缺乏人性的温度。

无论是在杭州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电商青年，还是在香港㓥房里仰望星空的创科世代，他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们喘息的生存空间、一个愿意倾听与理解的家庭，以及一个执行到位、敢于问责、真诚为他们打拼的社会制度。

香港的青年一代，绝对值得拥有一个两者兼备的社会。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慈善机构行政总裁，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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