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

2026年4月28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博士（Dr. Hatoyama）亲临香港大学，以《世界秩序危机与东亚的角色》为题发表演讲。在当前大国博弈日益白热化、国际秩序面临二战以来最大挑战的时空背景下，鸠山博士祭出了他标志性的中日友好旗帜，并将矛头直指美国的单边主义，痛斥其为破坏国际规则的“流氓国家”，并疾呼中日应实现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终极目标是共同构建“东亚共同体”。这种敢于反对美国以及讴歌民间外交的立场，至少在口头上确实为趋于冰点的区域关系注入了一丝理想主义的暖流，展现了一位资深政治家对区域和平的道义坚持。然而，若揭开这层理想主义的面纱，便会发现鸠山博士的论述与当前极其严峻的地缘现实之间几乎是断层的。

寸步难行的中日民间交往

鸠山将民间交流视为缓解紧张的灵丹妙药，却对2019年以来中日民间交往的实质性倒退视而不见。自围绕北海道大学教授岩谷将的间谍案爆发后，中日国际关系学界原本紧密的交流渠道已近乎停摆，寒蝉效应笼罩在两国知识分子心头。再加上日方的中日友好代表铃木英司撰写了《被中国拘禁的2279日》，使得日本社会对中方民间代表普遍抱持戒备。高市担任首相以来，更是高调扩军、频繁发表涉台强硬言论，中方参与相关活动的政治敏感度早已不可同日语。

鸠山博士试图以“植树造林”或“征文比赛”这种低频次的活动来对冲深层次的体制焦虑与民意对立，无异于杯水车薪，更显露出其对现实外交运作中“安全困境”的认知过于天真，例如铃木英司就曾单方面声称自己被当成间谍逮捕时，就曾发现其中一位管理自己的人是当年与自己一同“植树造林”的中方青年代表，笔者也曾表达过自己在日本四国参加国际教育活动时就有中学生代表表示自己因此不愿意参加中日民间交流活动，实在不知鸠山博士是否知情。

独裁者是人民选出来的

其实鸠山的这种友好发言在日本建制派官僚眼中早就批评过是陈词滥调，认为他沉溺于某种宏大的叙事，却忽略了现实主义的残酷性。一位与笔者相熟的，深度参与民间外交的日本资深官僚在得知其在港大发言后直言：“鸠山还跑到了港大演讲？我不明白他为何还能义正词严地评论政治。既然他曾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当上首相，就应该明白在民主社会中是人民选择了领导人。他似乎无视了这个基本事实，即无论是高市还是川普，都不是从皇室中产生的独裁者——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鸠山应该多花点心思研究为什么人民决定支持高市或特朗普，否则他不可能理解为何中美、中日民间交往如今为何寸步难行。”

另一位官僚也评价鸠山习惯于将中日关系恶化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自私”或“傲慢”，却拒绝承认高市早苗或川普等人的崛起，本质上是民意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身为前首相，他竟表现得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家，而非对日本政治现实负有责任的参与者…我感到震惊。”

鸠山曾打破自民党政治垄断

或许两位官僚说的话有点重，鸠山还是有明确贡献的。笔者认为，鸠山最大的贡献从来不在于他的具体政策，而在于他曾给予日本民主制度一次“重启”的机会，带领日本民主党打破了自民党长期垄断日本政治的局面。当时他提出的“生活（质量）优先”与“减少官僚政治”，抓住了当时日本国民对旧体制僵化及自民党腐败的不满。笔者也愿意承认，鸠山担任首相期间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自民党垄断了很多资源，包括人才与资金，聪明的日本精英自然清楚自民党实力雄厚，随时可以卷土重来，不愿意为鸠山等非自民党人服务。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非自民党空间被严重压缩。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确是战后少数敢于正式提出日本是亚洲的日本，主张平衡对美关系甚至呼吁中日韩建立类似欧盟架构的有识之士，在港大他也提及这是他的最终目标，鸠山也曾主张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日本不应插手，值得肯定。不过，作为少数党、少数派本来就必须有“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决心。

低估美日同盟结构性约束

在当前中日关系恶化、民间关系恶劣的现在，有部分中国的日本通拒绝日本把香港当作突破口，认为他们把青少年交流当作政治工具，幻想借此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制造裂缝。强调香港可以与世界交流，但香港的对外交流必须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不可纵容挑战中国底线的政治投机者，也因此主张这并非学术自由的问题。所以在现阶段的中日民间交往中，日本精英以担任顾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压力较少，反观中方代表若要参与必然要三思而后行，也要有逆民意而行的勇气，要好好说明为何自己的行动符合国家利益。

鸠山的问题在于，他在担任首相时在琉球等中日重大议题上虽然提倡美军基地迁出琉球等，却低估了美日同盟的结构性约束以及官僚体系的阻力，所以没有取得太多实际成果，导致部分鸠山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甚至对整个“非自民党政权”失去信心，间接促成了后来安倍晋三长期执政与日本社会全面右转的社会心理，后续他即便批评当时安倍煽动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效果也非常有限，所以是功过参半，这也能解释两位官僚感到不满的原因。

“多喝热水”治不了晚期癌症

有中方民间外交代表就在深谙有关背景的情况下也反映：“我个人还是非常感谢鸠山，他愿意鼓励我们并支持中日民间交往，然而，他已远离了政治核心，日本政治本质上还是以自民党为中心…我更希望他（鸠山）能够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说出中日之间现在难以正常交流的根本原因…”。如今他大谈中日民间交往，却避而不谈为何民间交往会停摆，无异于在治疗晚期癌症时建议患者“多喝热水”，未见他给出一套让日本前线官僚接受、能保障中日安心交流的制度化方案。

实际上，NHK WORLD最近也在大规模报道香港青年交流计划实施10年来首次摈弃日本的情况并导致很多日本读者评价香港学术自由被侵犯，鸠山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单纯地主张香港要在中日交往等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证明鸠山博士有关发言“离地”。

莫让中日民间交往沦为过家家

反观前首相村山富市，真正地体现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笔者在村山离世后立刻发文纪念，并且指出他除了首次作为首相代表日本承认慰安妇等战争罪行以外还协助了日本及其他历史研究者通过梳理档案，重新认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各种行动，这是因为村山富市于1995年（抗战50周年）出任首相之前的日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档案馆。彼时外务省、文部省、防卫厅（现防卫省）虽存有政府档案，但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综合国家档案局。为了正视历史，村山做首相后认为不可以维持现状，遂要求日本建立类似的国家档案局。实际上，他也曾在日本议会跟当时是议员的高市早苗斗智斗勇，是勇敢的实践者，非常值得中日双方歌颂。

在现阶段，再多的“美辞丽句”（注：日式成语）也无法遮蔽中日已失去互信及进行有效民间交往空间的事实。我们固然需要明白日本中依然有不少理性的友华声音，也要感激村山富市前首相，还有为中国强征劳工提供大量无偿帮助的内田雅敏、和仁廉夫等，也应当承认周恩来先生的“两分法”有合理之处，亟需找机会重拾各方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有人敢于拆解民间外交停摆的真正阻碍，直击那些散播仇恨与猜忌的制度性根源，打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避免中日友好的善意被“骑劫”。如果政治家或者学者都在粉饰太平，而不愿访谈参与中日民间外交的前线工作人员，那中日民间交往不过是“过家家”。而这，对如今还在为推进民间外交工作而苦恼的中日代表而言，说得不客气一点，无异于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