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近年香港接连出现多宗令人痛心的个案，有长者离世后多日才被发现，有人遗体腐化，甚至化成白骨后才被揭发。5月4日，土瓜湾一宗以老护老的双尸命案，再次把“孤独死”推到公众眼前。每逢这类事件曝光，都会引起社会一时震动，传媒广泛报道，市民也会感到难过与不安。然而，震惊过后，讨论往往很快沉寂，仿佛那只是个别家庭的不幸。

“孤独死”是结构性问题

如果我们只把“孤独死”理解为零星悲剧，便会错过背后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这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不幸，也不是单一家庭失守，而是人口老化、少子化、家庭结构转变、人口流动加剧，以及社会连结日渐松散之下形成的结果。所谓“孤独死”，不只是死后无人知，更是生前已被孤立。如果社会只在事情发生后处理善后工作，便始终无法触及问题根源。

香港已步入高龄社会已是不争事实，而且正快速走向超高龄社会。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家庭规模缩小，子女移居外地或跨境生活，独居和双老住户愈来愈多。这不只是生活方式改变，更反映原有的照顾模式正在大幅变化。过去不少人仍相信，家庭自然会承担照顾责任，但今天现实是，即使名义上有家人，也不代表实际上有人在身边照应，有人保持稳定联络，有人在危急时刻能立即现身。

人口结构转变弱化家庭支援

“孤独死”之所以令人特别不安，是因为它往往发生在最不容易被看见的人身上。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死后多久才被发现，而是为何一个人在生前已逐渐从社会关系网中消失，却从无人察觉。最令人心痛的，不只是离世一刻的凄凉，而是许多人在此之前，早已经历长时间的孤立。没有人探望，没有人谈话，没有人留意到他们身体转差，情绪低落，甚至连一个可以在紧急时刻被通知的人也没有。人未走到生命尽头，却已在日常生活中被推向边缘，这才是“孤独死”最沉重之处。

人口结构转变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香港出生率持续偏低，家庭规模愈来愈小，多代同堂不再普遍。加上工作压力沉重、婚姻关系不稳、跨境流动频繁，原有家庭支援网络明显弱化。有些长者的子女长居外地、有些家庭成员多年失和，有些中年人在离婚、丧偶或经济困难后转为独居。制度上看，他们未必属于完全无依，但实际上，却可能早已处于半失联甚至全失联的状态。

城市文化让情绪变得隐形

我曾在街上遇见一位跌倒的伯伯，替他报警后想帮忙通知家人，他却支吾以对，神情闪缩。我陪他到急症室，在分流处特别请护士通知医务社工跟进。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有些长者表面并非无亲无故，但背后可能藏着难以言说的家庭故事，也可能早已失去可依靠的人。这类情况，在前线工作者眼中并不罕见，只是大众平日未必看得见。

除了家庭结构改变，香港的城市文化也是重要因素。香港社会向来重效率、重工作、重结果，却较少谈情绪、失望与死亡。很多人习惯把求助视为麻烦别人，把孤单当成私人事情，不愿向家人、朋友，甚至专业人员开口。对长者而言，科技虽然带来便利，也可能形成另一种隔阂。今天不少服务、联络和资讯交换都透过手机与网上平台进行，但部分长者在使用上仍有困难，结果反而被排除于日常互动之外。于是，孤独不只存在于独居者身上，也可能存在于同住者之中。

社会关系断裂让人不安

因此，讨论“孤独死”不能只停留在独居长者或双老户。这些固然是重要风险群组，却不是全部真相。不是每个独居的人都孤单，也不是每个与家人同住的人都得到情感支持。有些长者虽与家人同住，长期却无人倾诉，无人理解，形成另一种隐蔽得多的孤独。有些老人表面仍有工作与社交，实际情绪封闭，与家人、朋友、邻里以至社区的连结愈来愈弱。换言之，“孤独死”最深层的问题，不只是居住形式，而是社会关系的断裂。

这种断裂在香港尤其明显，高密度生活看似带来更多的相遇，现实中，大家每日都会体验：同一幢大厦住上数百户人，彼此互不相识。每天同乘一部电梯，却从不寒暄。邻居数天不见，也未必有人起疑。在节奏急促、空间挤迫的都市生活中，互不打扰逐渐被视为一种都市新文明，但当这种态度走向极端，就会变成彼此不闻不问。一个人不是死在深山，而是死在人群之中，并在社会里悄然蒸发，这正是大城市里“孤独死”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香港缺乏风险辨识机制

除了文化因素，制度上的短板同样值得正视。香港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而恒常更新的统计与风险辨识机制。不同风险讯号分散在不同系统之中。医院知道谁反复失约覆诊、房屋部门知道哪些住户何时有救护员上门送院、社福单位知道哪些个案缺乏家属支援，前线保安员、清洁工、街坊甚至茶楼侍应，往往最早察觉某人很久没有露面或一些令人疑惑的状况。然而，这些资讯如果没有串联，便难以及早介入。很多时候，孤独死并非毫无先兆，而是先兆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被联通起来。

公平地说，政府与社福界近年并非没有作为。社区探访、外展支援、乐龄科技、地区关爱服务等措施，方向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现行做法不少仍停留在有需要才介入的层次。对那些未被识别、未曾求助、甚至不懂求助的人来说，覆盖仍然有限。尤其在基层社区，科技设备未必普及，支援服务未必容易接触，风险最高的人，往往正是最难被看见的一群。

应让生死教育走入社区

若要真正减少“孤独死”，香港必须由善后思维转向预防思维。首先，应建立更有效的高风险辨识机制，让医疗、社福、房屋与地区支援之间有更顺畅的资讯连结，在保障私隐前提下，设立高风险长者名册，及早发现有需要的个案。其次，应把地区关怀常态化，不应只依赖个别义工的热心，而要逐步形成稳定的社区支援网络。长者中心、屋邨职员、物业管理、地区组织、义工队伍若能有更清晰的协作与转介安排，便有机会在问题恶化前及早承托一些正在跌出安全网的人。

此外，生死教育也应更踏实地走入社区。今个学期我在善终服务课堂谈死，提到香港人部分仍忌讳谈死，总觉得不说便可避开，但许多问题正因从不预备而变得更困难。对独居者、双老家庭和关系疏离的家庭而言，及早处理紧急联络人、预设医疗指示、预设照顾计划以至身后事规划，并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如果我们对生死有更多成熟而平常的讨论，很多遗憾其实可以减少。

建立独而不孤城市文化

中期而言，香港需要把乐龄科技与人文关怀真正结合。感应器、智能装置与遥距提示可以提升安全，却不能取代人际接触。若科技只用来监测，而没有对话、探访与陪伴，长者依然可能感到自己只是被管理，而不是被关心。科技应成为支持社区关系的工具，而不是让人与人距离更远的替代品。

房屋与安老政策亦应同步调整。未来居住设计不能只考虑供应数字，还要考虑一个人是否能在居所附近建立连结。长者友善的独居单位，可考虑设立共用空间，推行跨代共居试验，以至能促进邻里互动的社区设计，都值得认真探索。对不少长者来说，最需要的未必是更大的生活空间，而是更容易与人连结的环境。

长远而言，香港需要建立的是一种“独而不孤”的城市文化。独居可以是生活选择，但孤独不应成为命运，也不应成为高龄城市的常态。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处理一宗宗身后事，而是如何在一个长寿却愈来愈疏离的社会里，重新修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今天我们为长者建立支持系统，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将来铺路。因为在高龄化社会里，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可能成为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陪伴的人。所谓“独而不孤”，不应只是一句安慰人的话，而应成为香港未来公共政策与社会文化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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