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会晤时指出：“中美两国应当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回顾近年来的中国外交轨迹，习主席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包括2014年接受《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采访、2015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西雅图的演讲，以及随后与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等历任美国总统的会晤与通话中，曾不下十数次郑重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反复的强调，绝非出于对冲突的恐惧，而是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负责任大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对人类命运与全球和平的深彻关怀与历史担当。习主席意在透过这历史警钟，呼吁美方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正视两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客观事实。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在其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的核心观察。修昔底德在总结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27年的毁灭性战争时，写下了一句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以及由此引起斯巴达的恐惧。”（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在当代，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埃里森（Graham Allison）将相关历史现象整理为国际关系学术理论。他指出，当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权威胁到既有霸主的统治地位时，双方往往会因为结构性的压力、误判与恐惧，最终走向战争。为了佐证相关理论，埃里森及其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对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进行了详尽的量化与质性分析，总结出16次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权力转移的典型案例。在这16个案例中，有12次最终以惨烈的战争收场，仅有四次实现了和平过渡。这16个历史时刻分别是：

1. 15世纪末的葡萄牙与西班牙

2. 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战争）

3. 16世纪至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战争）

4. 17世纪上半叶的瑞典与哈布斯堡王朝（战争）

5. 17世纪中后期的荷兰共和国与英国（战争）

6.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法国与英国（战争）

7.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与法国（战争）

8. 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与法国/英国（战争）

9. 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德国与法国（战争）

10.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与清朝（战争）

11. 20世纪初的美国与英国

12. 20世纪初的日本与俄罗斯（战争）

13. 20世纪初的德国与英国（战争）

14. 20世纪中叶的德国与苏联/英国/法国（战争）

15. 20世纪中叶的日本与美国（战争）

16.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苏联与美国

这份历史清单，无疑为当代国际关系蒙上了一层宿命论的阴影。在西方某些政客与学者的眼中，今日中国正是那个正在崛起的“现代雅典”，而美国则是充满焦虑的“现代斯巴达”。他们将这16个案例视为不可违逆的历史铁律，试图用过去500年西方列强争霸的血腥逻辑，来套用并预测21世纪的中美关系。

在这种将学术理论扭曲为政治武器的过程中，美国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扮演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角色。班农自诩为历史的狂热研究者，其政治信仰深植于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亨廷顿式（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的极端世界观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超越，更是对美国全球霸权以及所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本性威胁。班农与特朗普的关系错综复杂，经历了从第一次竞选时期的核心军师、入主白宫后的权力巅峰，到后来因内部权斗而决裂，再到近年来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外围重要盟友重新靠拢的过程。

尽管特朗普本人更多是一位以利益为导向的“重商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但班农所精心建构的“美国优先”叙事框架与对华强硬的意识形态，却严重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班农成功地将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极端的恐华情绪，渗透进美国的国家政策之中。正是在这种极端思维的蛊惑下，美国政府对华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科技封锁与金融打压。更为险恶的是，班农等极端右翼政客刻意炒作台湾问题，企图将其设定为引爆“修昔底德陷阱”的导火索。他们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当诉求，恶意曲解为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军事挑战，试图借此煽动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中美两国推向对抗的深渊。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难以逃避的历史宿命，抑或仅属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学术警示？答案显然是后者。历史固然是明镜，但绝不会简单地重演。

首先，从物质基础及经济结构剖析，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早已将中美两国牢牢捆绑于同一经济体系内。有别于冷战时期美苏经济的壁垒分明，如今中美互为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在产业链、供应链乃至金融市场上，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交融格局。中国既是全球制造业枢纽，亦蕴藏庞大的消费市场，而美国则在高端科技与金融领域占优。任何形式的全面冲突，势必对双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触发全球经济大萧条。面对如此高昂的经济机会成本，任何理智的政治家均须“三思而后行”。

其次，从军事与战略层面来看，核武器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国博弈的规则。在埃里森列举的前15个案例中，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发动战争被视为解决权力分配不均的有效手段。但在核时代，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客观现实 （即双方都有能力在遭受核攻击后进行毁灭性报复，因此任何一方都没有理性动机先发动核战 )。这意味着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再有赢家，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共同的毁灭。这种终极的威慑力量，为大国关系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迫使双方必须在红线之上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途径。

最为核心的是西方学者生搬硬套“修昔底德陷阱”时，往往陷入一个致命的学术盲点：他们惯以西方传统“国强必霸”及“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去度量蕴含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自古尊崇“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中国发展的初衷，旨在为14亿国民谋求福祉，而非意在取代或击倒任何国家。中方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至全球发展、安全与文明三大倡议，正正超越了西方传统的霸权逻辑。中国所追求的，绝非在旧有霸权体系中取而代之，而是致力推动国际秩序迈向更公正、合理及多极化的新格局。回溯明成祖时代，郑和率领当时世上最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30多国。纵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与经济优势，大明帝国并未如近代西方列强般大肆殖民扩张或掠夺资源，反而致力于通商弘道、播扬和平。这段历史轨迹，无疑是中华文明“强而不霸”的最佳佐证。

习主席屡次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绝非认同此乃无可避免之宿命，而是展现出防患未然的战略清醒。此举既属善意警示，亦彰显了大国担当。诚然，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与摩擦，乃不争之客观规律。惟中国坚拒认同此等分歧仅能诉诸干戈来解决。只要中美双方能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原则，深化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定能跨越此一所谓的历史陷阱，开创大国相处之新篇。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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