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拜读民协总干事郭伟诚先生于5月21日在“01论坛”发表的评论文章《以深水埗区为例——区议员工作报告可否满足公众期望？》。虽然充分理解郭先生对深水埗地区治理的高度关注，然则就其文章的核心论述与数据诠释方式，实在难以苟同。

郭先生的文章过度依赖量化数据作表面比对，试图以此评核个别区议员的表现，却未有审视现行地区治理的底层架构、各区的独特区情、地区资源整合的实务操作，以及现代通讯科技对公共行政带来的模式改变。倘若仅凭单一工作报告的数据多寡，来断言区议员是否失职或资源错配，此举不但有欠客观公允，更反映出郭先生对完善地区治理体系下区议会崭新定位的理解，存在根本落差。

首先，郭先生将区议员的工作报告视作独立的“成绩表”，借此质疑部分区议员的个案处理数量及成效，此论述实有重大盲点。根据经修订的《区议会条例》及完善地区治理体系的精神，新一届区议会已回归《基本法》第97条下非政权性区域咨询组织的定位。更为关键的是，现届区议会由当区民政专员出任主席，充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管治原则。区议员的角色，在于协助政府掌握社区脉搏、反映民意，并在民政专员统筹下配合当局施政。

故此，地区工作的成效绝不能割裂地单看个别议员的量化指标，而应视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及各方地区力量协同发挥的成果。郭先生单凭个别区议员的个案数字来评断其是否“深入社区”，全然忽略了民政专员在统筹资源、分配任务及主导地区发展上的核心角色。在民政专员领导下，区议员的工作往往涉及跨界别、跨范畴的协作。许多深层次的地区问题，如打击环境卫生黑点的联合行动，均由政府部门牵头，区议员则从旁协助与游说。这些实质的政治与行政协调工作，岂能轻易被量化为“一宗个案”？将报告数字奉为衡量区议员个人绩效的绝对标准，无疑是对现行行政主导架构的严重误读。

其次，郭先生在探讨设立“流动会客室”时，将深水埗与东区的数据作直接对比，借此批评深水埗区的表现。然而，这种跨区比较的分析手法，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实属有欠严谨。本港18区各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结构与社区网络。深水埗作为人口密集的传统旧区，基层市民占多，其社区结构与东区截然不同。深水埗区街道狭窄、旧楼林立，且简朴房问题集中，推展地区工作往往需要更具针对性、深入街头巷尾的微观介入，而非单凭设立大型户外“流动站”便能奏效。

再者，各区民政事务处在审批及规划街站位置时，均须全盘考量当区的治安状况、街道管理限制及居民生活习惯。众所周知，东区拥有多个大型私人屋苑及宽敞的公共广场，具备设立“流动站” 的先天优势，反观深水埗区的空间资源则相对局限。若无视上述客观的区情差异，强行以统一的量化标准作跨区比对，不仅有违学术严谨，更会得出失真的结论。真正的地区治理智慧，在于因时、因地制宜，而非盲目追求数字上的表面对等。

第三，郭先生质疑部分区议员的个案处理量偏低，甚至怀疑资源未获善用，这正正反映郭先生对现今地区服务网络的重叠性与协同性缺乏全面理解。在现届特区政府的地区治理架构中，除了区议会，“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关爱队）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绝大部分现任区议员均同时兼任所属小区的关爱队队长或核心成员。

此双重身份的设计，旨在打破过往地区资源碎片化的弊端，达致服务无缝交接与资源效益最大化。当区议员以关爱队队长或核心成员身份，带领义工深入屋邨家访、派发物资或协助长者维修家居时，相关庞大且繁琐的服务数据，往往已归入关爱队的工作报告，而未必会重复计算于区议员个人的报告内。倘若郭先生仅着眼于区议员报告上的“个案数字”，却无视他们在关爱队层面投入的巨大心血与实质产出，这种评估无疑是管中窥豹。当局的政策目标是建立立体、全方位的地区服务网络，区议员与关爱队服务的高度融合，正体现了资源整合的优势。郭先生将此等服务网络的交织误解为“表现落差”，实属对地区资源运用现况的片面认知。

第四，就“会见市民计划”成效不彰的批评，郭先生的观点显然未能与时并进，忽略了资讯科技对公共行政与市民沟通模式所带来的革命性转变。在智能手机普及、社交媒体及即时通讯软件高度发达的今天，市民求助的途径早已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与办公时间限制。昔日市民须亲身前往办事处或于特定时段排队轮候。如今只需发送文字讯息、相片或语音，便能随时随地反映如街道阻塞、设施损坏等社区问题。

这种全天候、数字化的沟通模式，不仅大幅提升处理地区事务的效率，更极大地降低了市民的参与成本。因此，传统实体会见人数下降，绝不意味区议员与市民的联系减弱，而是真切反映了沟通渠道的模式转变。于现代社会中，强求市民在特定时间亲赴指定地点求助，实属不合时宜。将实体会见人数减少与“未有深入社区”或“成效大跌眼镜”画上等号，无疑是缺乏时代触觉的短视结论。现代的地区治理评估，理应涵盖数字化互动的维度，而非死守过时的旧有指标。

郭先生的文章虽然展现了对地区治理的高度关注，但其论证过程却充满对制度设计的误解、对跨区差异的漠视、对服务网络整合的忽略，以及对科技发展的滞后认知。评估区议会的运作与地区治理成效，绝不能停留在对表面数据的机械式解读。完善地区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重塑一个以行政为主导、各方力量协同合作、高效且具备弹性的基层治理生态。

在这个新生态中，区议员的价值不再是透过制造对立或堆砌个案数字来博取政治资本，而是实实在在地作为特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默默于复杂的社区网络中化解矛盾、推动政策落地。唯有以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审视地区工作，大众才能真正理解并推动香港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确保其长远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市民的深层次期望。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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