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舆论和业界对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角色，先后给出过“通道”、“跳板”、“转换器”、“联络人”、“超级联系人”等诸多定位。然而，这些表述或偏向流动媒介，或流于功能性载体，始终未能触及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最本质、最深层的战略关系。

从“联系人”到“合伙人”

必须清醒认识到，“联系人”或“超级联系人”的定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这种角色本质上将香港置于“无股权、无深度绑定、无长期投入”的居间仲介地位。它过度强调牵线搭桥与资源转向，却忽视了香港自主布局、直接投入、长期扎根的核心主动性，实质上弱化了香港参与湾区建设、共担风险、共创价值的宏观能动性。

至于“转换器”、“跳板通道”这类说法，更是将香港矮化为阶段性的过渡工具。这既不符合香港在金融、法治与国际网络上的综合实力，也背离了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战略初衷。褪去宏大比喻与功能润色，以最朴素的市场经济逻辑看，香港在大湾区最契合的战略定位绝非“联系人”，而是“核心合伙人”——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内、对外双向奔赴的核心合伙人。

合伙人的要义，不是单向输出的资本抽血，也不是单向依附的功能寄生，而是平等共建、双向投入、利益共生、风险共担、成果共用的契约共同体。“核心合伙人”的战略定位，不仅是一个充满商战智慧的博弈称谓，更具备“双重嵌入”优势。在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中，香港是兼具“内嵌于中国”与“外嵌于世界”双重节点的唯一城市。利用独特的普通法制度基因、资金自由流动与国际化网络，香港能为大湾区构建一个“既懂中国、又懂世界”的混合型战略中枢，掌握全球价值链（GVC）的更高控制权。

破局“一国两制”的制度壁垒

香港面向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伙人”角色，绝非停留在概念层面的政治宣示，而是基于“基础科研＋产业转化＋国际金融”三位一体的深度战略合伙。

在创科领域，必须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核心枢纽。香港应藉本港多所全球百强大学的雄厚基础科研底蕴，与深圳、东莞硬体制造与供应链进行“竞合式（Co-opetition）”重组。透过制度创新，形成“香港上游研发、湾区中游转化、全球下游应用”的闭环矩阵，让科技成果在湾区实质落地。

在金融与绿色转型领域，香港正积极与内地碳交易及实体产业对接。透过建构引领亚太的绿色金融标准与跨境数据流动机制，香港可充当大湾区内地制造业巨头争夺全球高增值市场、降低“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的总体战略合伙人，协助国家企业在低碳经济布局中抢占国际话语权。

然而，要将这种“产业共生”推向深水区，就必须直面大湾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现实制度壁垒。核心合伙人的真正破局点，在于依托前海、河套、南沙等重大战略平台作为制度对接的“特区试验田”。透过率先推动资金、数据、科研样本及高端人才等跨境生产要素的“无感流动”与体制对接，从“功能互补”跨越至“制度融通”，才能使合伙人关系落地生根。

合伙人“制度安全缓冲带”的对外价值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逆全球化风潮汹涌的现实线索下，香港要坐稳“核心合伙人”的位置，就必须重新定义其“外嵌于世界”的互联网维度。

面对美欧等传统市场的政策逆转与供应链重组压力，香港要利用其普通法系、独立关税区以及自由港地位，充当大湾区的“制度安全缓冲带”。同时，透过积极加入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度开拓东盟与中东等新兴市场，将传统的西方互联网扩展为全球多元化的经贸格局。

香港在大湾区这种“双向开放”的防火墙与压力测试功能，不仅是自身的护城河，更是协助内地企业合法合规走向全球的定海神针。香港以自身百年国际积淀、自由港地位、全球商业网络与离岸金融优势，牵头搭建跨境合作平台，带领湾区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布局全球产业链，这就是合伙人。

香港需要自我革命

合伙人定位，彻底打破了以往对香港在大湾区作用的固有认知。因为无论是联系人还是超级联系人，都只有连接，没有共建。“合伙人”这一学术与实务并重的定位，可平衡香港在大湾区城市中的动态关系。

在这一战略定位下：香港不再是大湾区发展的外在依托，而是内在共建的核心力量；不再是区域融合的中转驿站，而是长期同行的事业伙伴；不再是依附的功能配角，而是权责对等、利益相融的共建主角。香港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与湾区大势，摒弃过往工具化、媒介化的旧思维，以“合伙人”重新界定角色，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同频共振，必须进行一次自我革命。

作为合伙人，香港要摆脱过去“小政府、大市场”的惯性思维，向“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有机结合”转变，优化本地产业结构，破除对地产与传统金融的过度依赖。唯有告别被动的“联系”，拥抱主动的“合伙”，香港方能从大湾区的“超级联系人”，进化为不可替代的“首席风险官”与“全球合伙人”。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两地企业家，曾在大陆媒体任职10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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