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一对曾接受香港高等教育的未婚情侣，在芬兰与瑞典边境过着如同“野人”般的漂泊生活，坚持在家分娩，首胎女儿产后一个月夭折，二人一度被控过失杀人。次女Lily的健康情况被瑞典社工强制接管。情侣回港后在家中分娩幼子Danny，现在就Lily与Danny的照顾权与身份证明，征求大众支持以向不同行政主体施压。

涉事父母曾先生与关小姐“高调”向瑞典政府“控诉”女儿被强制带走，要求立即遣返，本意是博取公众同情，却在媒体挖出英国与瑞典法院文件后，剧情一夕逆转。情节如此荒诞离奇，若非约廿年前见过该女子真人，笔者也不敢相信此乃真人真事。

事件之所以触发公众集体不安，关键并不仅在于涉事父母的行为骇人听闻，更在于这宗荒诞事件背后，触碰了当代文明社会四个极具争议性的核心命题：第一，二人所谓“自然育儿法”与儿童基本权利的冲突；第二，瑞典介入的合法性；第三，跨境引渡与国籍优先的算计；第四，在家分娩的“双非”婴儿漏洞。

自然育儿法还是变相虐儿？

无知即无畏。报道指出，该对父母在过去照顾长女及次女期间，均无安排她们进行任何疫苗接种。关小姐解释由于宗教信仰缘故，不接受包括打针等“侵入性治疗”，加上疫苗具有副作用，因而选择中医药预防疾病。二人在香港生下幼子Danny后，同样以宗教理由拒绝接受入境处为办理出生纸所需的DNA亲子鉴定检测，因为“DNA是相当敏感的个人资料”，而香港没有强制婴儿接种疫苗，所以Danny目前也没有接种任何疫苗。

第一个争议，便是这股在外国某些极端圈子愈演愈烈的风潮，甚至扩展至拒绝产检、拒绝疫苗、拒绝常规医学介入。在香港，成年患者固然享有知情同意权，可以根据宗教或个人信念拒绝医疗建议。有时，看到一些以“急救”或“医院”为主题的美剧，有病人因宗教原因会带上手环作预设医疗指示，比如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Jehovah's Witnesses），即使医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亦不得为其提供输血服务。然而，这种“拒绝权”从来不是无边界的。当成年人行使拒绝权只会影响自己时，社会通常予以尊重；但当这种拒绝权被父母施于缺乏自主能力的初生幼儿身上时，便触及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早年艺人谢安琪也曾经录音指流感疫苗无效，旋即遭医学界高调反击。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明确指出，所有关于儿童的行动，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第6条则订明儿童有生存权及发展的权利。《公约》在香港透过《1995年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等本地法例实施，早已内化为本地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倘若父母拒绝婴儿接受疫苗，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免受重大传染病威胁的基本权利。在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照护年轻人法》（Lag med särskilda bestämmelser om vård av unga，简称LVU）的核心精神，正是当自愿措施不足以防止儿童健康或身心发展受影响时，国家有权介入并强制接管。英国法庭文件披露，Lily被瑞典当局发现时，身体肮脏、仅穿睡衣、患严重湿疹和牙齿严重受损，长期与社会隔绝。瑞典的介入，并非滥权，而是基于人道主义和文明规范的底线防线。

国家公权介入儿童保护的人道正当性

第二个争议更为尖锐：这对父母质疑，瑞典政府有何权力从他们手中“抢走”女儿？这个问题的核心，牵涉到当代主权国家的儿童保护伦理。瑞典Linköping政府回复《香港01》查询时明确指出，只有在情况严重、自愿性措施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向法院申请监护令。当地社工协助儿童前，社福局会启动评估程序，包括访问儿童、照顾者及周遭其他关键人物。LVU赋予社福部门权力，当儿童处于危险中、而监护人未能提供足够保护时，国家有权强制接管，即使这与监护人的意愿相悖。

保护儿童是这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基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会于其司法管辖区进行本地立法。英格兰及威尔士《Children Act 1989》（《儿童法》）亦秉持相同原则，规定法院在处理儿童相关案件时，必须以儿童的福祉为“首要考虑”。家长若有危害儿童健康成长的行为，地方政府可申请“照顾令”（Care Order），将儿童交由受托人监护。香港最核心的法规为《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第213章），旨在为遭受或面对严重伤害的儿童提供照顾及保护令。新加坡同样设有《儿童与青少年法》（CYPA），当儿童面临受虐风险或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责任时，有关当局可申请“照顾及保护令”。乃至我国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内容详达132条，非常周全。以上足见各地对于儿童福利的重视与关注。

因此，Lily父母并非在文明社会被人“抢走个女”，而是先因疏于照顾、缺乏医疗照护，导致新生儿一个月内夭折，继而在两国边境如“野人”般偷渡，非法居留且四处漂泊，刻意躲避社福部门的追查。当没有出生登记的Lily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正常的社交和卫生环境。瑞典当局介入，是在父母未能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发动的最后安全网。

因国籍争议而对幼童造成的不可逆损害

更具争议的是父母本人的国籍操作。曾先生持有BNO护照，关小姐则持香港特区护照，但二人自拟出一种“人为无国籍”的流民姿态。曾先生与关小姐虽然没有婚姻关系，但两人同为“香港永久居民”。按照《中国国籍法》第五条，Lily在法律上具有中国国籍，除非她能证明“父母双方或一方已在海外定居，且她出生时即已取得外国国籍”。按常理理解，Danny在香港出生，按《中国国籍法》第四条及第六条的逻辑，几乎可以断定其拥有“三粒星”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根据瑞典法律文件，Lily与一个月大就夭折的姐姐，都是在芬兰由关小姐自行在家分娩。二人在社交平台声称，芬兰政府以Lily“属于港人身份”为由，拒绝为其办理出生登记，因此Lily一直没有出生证明。不知其后面有没有军师教路，该对父母过着“类流民”式的漂泊生活，没有在芬兰或瑞典建立稳定的居留关系，因而无法通过“居留”途径为Lily申请任何国家的国籍。目前的Lily沦为“欧洲无证儿童”，既无芬兰国籍，也未能确认中国国籍，陷入真正的身份真空。

当然，以目前情况看，芬兰拒绝办理出生登记，不代表Lily在法理上无法取得芬兰国籍。根据《芬兰国籍法》，芬兰采用“属人主义为主、属地主义为辅”的原则——国籍主要跟随父母，而非出生地。Lily的父母均非芬兰公民，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她无法“自动”取得芬兰国籍；然而，《芬兰国籍法》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外条款：在芬兰出生的非芬兰籍儿童，如果无法通过父母取得任何国家的国籍，则可取得芬兰国籍。这是一条针对“无国籍儿童”的人道条款，目的是确保没有婴儿因父母的国籍状况而沦为“无国籍人”。

但是，Lily的父母均为中国公民，按照《中国国籍法》第五条，她在芬兰出生时，原本可以取得中国国籍——换言之，她本来并非“无法取得任何国籍”的孩子。关键在于，芬兰政府以“港人身份”为由拒绝办理出生登记，而父母本人又拒绝以任何方式协助Lily确认其中国国籍身份。这形成了荒诞的局面：父母一方面以“港人”身份要求不被视作外国人，另一方面却拒绝让女儿获得中国公民身份的法律确认。而该父母让争议无限延伸，这种“浑水摸鱼”的策略，其实正在损害Lily的福祉，包括她的生存权、教育权、医疗权。

重现在家分娩的行政死穴——“双非”漏洞

第四个争议，切中了特区政府多年来以行政手段处理“双非”问题的死穴，极具政策敏感性。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十多年前大量内地孕妇“双非”涌港产子，导致公立医院产科服务严重挤兑，本地孕妇无法预约分娩。当时政府以行政方式，宣布所有公立和私家医院均不再接受非本地孕妇预约分娩，即所谓“零双非”政策。

在联合国《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及《基本法》第24条对“居留权”的规范下，任何在香港出生的婴儿，只要符合《中国国籍法》的条件，均有权取得香港居留权。然而，政府不能修改法律推翻这条原则，只能用行政手段“堵截”入口：拒绝预约、拒绝医院服务、加强入境口岸截查。可是，这始终只是“堵”，而不是“疏”。一旦孕妇在家分娩，法律对于如何查核“在家分娩”亲子关系的机制极不完善，便形成一个难以填补的漏洞。

曾先生与关小姐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样因此漏洞在香港家中诞下Danny。此例一开，双非孕妇大可如法炮制——入境后在港待产，找一个单位自行接生；婴儿在香港出生，按《中国国籍法》理论上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权。届时，政府以行政措施筑起的围墙将形同虚设。特区政府必须正视这个法律漏洞，不能再以行政手段回避立法规管。另外，该父母以宗教理由拒绝DNA检测，导致Danny至今仍无法取得出世纸，其实也关乎到其福祉。

儿童最佳利益不应被绑架

Lily与Danny的个案之所以触动公众神经，并非单纯因为情节离奇，而是因为它触及了当代文明社会高举的儿童权利保护原则。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应当是横跨一切的底线——不论父母的宗教信仰、国籍考虑、个人自由，儿童的生命权和健康成长权，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利益的牺牲品。

家长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没有权力将幼童拖入自己设计的险境。当父母的个人信念与孩子的生存权发生冲突时，谁来做最后的裁决？当国家介入儿童保护时，界线在哪里？当其他考虑凌驾于孩子的福祉时，应该孰者为先？这些问题，且看社会的众怒——大家心中都已经有了明显的答案。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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