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何伯何太的“忘年恋”，从子女反目、高调秀恩爱，到街头互砍、对簿公堂，大多数市民的观点直指两分：何伯“又蠢且咸湿”，何太贪钱，完。表面上看，这是一宗家丑外扬的伦理悲剧，但笔者希望再探讨其背后缠绕香港社会多年的结构性问题——孤老在情感与制度夹缝中的脆弱处境，以及两地“工具式婚姻”的寄生逻辑。

随着人口老化问题加剧，越来越多鳏寡长者面临孤独与照护问题，当中部分寄望于看护式“再婚”。这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然而，当婚姻与经济利益交织、情感需求与制度漏洞叠加时，“黄昏恋”的范式可以迅速异化为社会闹剧的蓝本。

孤老为何甘愿上当？

批判何伯“又蠢又咸湿”并不困难。然而，事件背后的结构性盲区更值得深思：退休独居长者的心灵，长期处于干井状态。何伯早年丧偶，与五名子女的沟通日渐疏离。那份被长期压抑的对陪伴的渴望，瞬间压倒了理性判断。对温暖的渴求、对孤独的恐惧、对“有人照顾”的憧憬，让他甘愿相信这段关系是“真爱”，即使对方动机不纯。其实，这与“HAPPY伯”打赏“屯门娜娜”，或者以往的“祈福党”骗局，并无本质分别。

这种现象被称为“有偿夫妇关系”（Compensated Couple Relationship），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一种功能交换：长者提供经济资源与身份福利，年轻配偶提供陪伴、照料与情感慰藉。表面上是一场公平交易，但实际权力极度不对等：长者付出的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毕生积蓄，而对方只需付出可随时撤回的“陪伴”。一旦婚姻破裂或目的达成，长者可能人财两空，连基本的晚年保障都丧失殆尽。

在整个社会支持体系中，这些“情感需求”通常被归类为个人隐私，被搁置在公共政策的边缘地带。有社会团体公布的“乐龄身心灵健康调查”访问428名60岁以上长者，结果显示长者正面临“社会价值感危机”，41.6%受访长者表示有心事无人分享，当中近七成与家人或儿孙同住，独居只占29.2%。这些数字恰是何伯困境的最佳注脚——物质生活可能并不缺乏，精神生活却是一片荒漠。何伯悲剧表面是被骗，本质却是因为太过孤独。

不只是何伯一个人的悲剧

令人担忧的是，现行法律制度在应对这类跨境、年龄差距大的婚姻时，存在明显不足。与今日社会主流所认知、基于两情相悦高于物质的婚姻不同，“工具式婚姻”中的长者因认知能力下降，理应得到更仔细的意愿确认。然而目前高举“婚姻自由”的旗帜下，风险警示机制几乎空白；一旦发生纠纷，基层长者往往因不懂法律、不懂申请法援而陷入被动。

对读李颖彰律师的文章，何伯案清楚显示，了解司法程序或“自行辩护”，对基层长者而言如同天方夜谭。何伯在法庭上自称“不懂找法援”，法官当面告诫“避开刑事审讯系愚蠢嘅”，最终他因认罪而被还押候判。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制度未能及时介入的失职。长者实难自行处理诉讼，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藐视了法庭的神圣。在这些情况下，社会是否可以讨论：应授权社工或社福机构以非律师身份提交法庭文件，以维持其法律尊严与权利？

再者，把晚年幸福押在最后一段“艳遇”上，其悲剧并非单纯“遇人不淑”，实则触及社会结构性漏洞。从公共行政的视角来看，长者的情感需求不应仅被视为个人或家庭问题，而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香港人口老化速度位居世界前列，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21年的150万升至2039年的252万。当长者的陪伴需求被长期漠视，市场（包括骗徒）便会自动填补。我们无法苛责长者，因为他们往往“穷得只剩钱”，像卖火柴的女孩一样，只能购买虚假的温暖。

有求也有供，在扭曲的市场生态中，衍生出假结婚集团。粤港联合捣破的案件中，犯罪分子以3天7万至15万元的报酬利诱港人参与假结婚，涉案多达60宗，涉款超过750万元。虽然何伯夫妇未必属于集团犯罪，但二者婚姻的结构逻辑，与“工具式婚姻”并无本质分别。

两地“工具式婚姻”的制度寄生

何太叶秀定的贪婪背景，随着媒体深入挖掘越来越清晰。她自称从内地来港摆摊谋生，实则被曝曾有三段婚姻，前两次均嫁香港长者并成功取得身份证和公屋资格。她与何伯相识仅一个月便闪电结婚，迅速掌控其财政大权：结婚当日要求花费逾30万港元购买金器，更要求从定期户口提取100万港元“投资餐饮”。何伯女儿“睇唔过眼”将存款转走，事件才进入公众视野。

制度设计者当初可能未曾预料到，有人会将神圣的婚姻当作骗取公共资源的工具。何伯何太的个案正是这种逻辑的极致体现。所谓“工具式婚姻”，是指婚姻双方主要基于现实利益而非情感基础缔结的关系。在跨境语境下，这类婚姻通常表现为：香港长者希望获得陪伴与照顾，内地较年轻的配偶精于计算，期望取得单程证来港定居、获取永久居民身份、享用公共福利。原来，内地配偶透过婚姻取得身份后，离婚仍可保留居留权及公屋资格，违约成本极低。

渴望温暖的人，最容易在黑暗中跌倒。制度若能及时伸出援手，也许就能避免下一个何伯的出现。既然我们都知道何伯的个案不是孤例，为社会建立一个免于长者被“有心人”利用来港寄生的防火墙，是社会极需解决的问题。长者的晚年有尊严地追求幸福，免于被剥削，除了立法机构找出法律突破点之外，社会各界其实更应通过建立社区关怀网络，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应对长者孤独与照护困境。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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