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香港社会讨论教育时，焦点往往流于课程改革、公开试压力、升学竞争、人工智能发展，或者是如何提升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在这些宏大而熟悉的宏观论述背后，一个更为沉重且迫切的结构性困局早已摆在眼前。这并非遥远的隐忧，亦非少数群体的个别遭遇，而是无数学生正在默默承受、大批前线教师与家长隐约感受到，却往往流于束手无策的严峻现实。

数据背后的隐蔽危机

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至2026学年数据，再次为本港学界敲响警号。统计显示就读公营普通中小学而患有精神病的学生个案呈急剧上升趋势，总数由2020至2021学年的约790人，大幅增至1,790人，增幅达1.27倍。虽然数字的飙升可能与近年社会对精神健康的诊断意识提高，以及呈报机制有所改善有关，但无可争议的是，学生的精神健康需要已成为社会必须优先处理的核心课题。

我在去年参与了童军知友社一项关于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调查，并在随后的专业研讨会中分享初步发现。愈深入研读这些数据，心情便愈觉沉重。在作为社工的角度来看，这些数字绝非冷冰冰的指标，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年轻生命。他们每天如常步入校园、递交功课、应付各类评测，在外表上与同侪无异，但其内心世界可能早已被焦虑、失眠、自卑、忧郁以及强烈的无力感慢性吞噬。最令人忧虑的是，身边的成年人往往未能及早察觉，遑论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去承托这些情绪。

精神困扰具有高度隐蔽性

从我过去参与青少年精神健康研究与前线事工的经验观察，学生的情绪困扰早已超越偶发事件的范畴，演变成校园生态内一种无法被视为例外的常态。真正令人忧心的是，这些精神困扰往往具备高度的隐蔽性。现今不少学生即使长期处于情绪低谷，依然能维持如常的生活作息、参与课堂并应付繁重的学业，甚至在人前展现出开朗的社群面貌。正因如此，他们的痛苦往往最容易被现行的观察和评估所忽略。

成年人习惯以个体的外在行为表现，作为判断青少年是否安好的指标。如果要开展支援时，只要学生没有缺课、没有行为失控或出现明显的反常举动，体制便容易误判其整体状况尚算平稳。然而，青少年的情绪危机往往并非以剧烈或具破坏性的形式爆发，反而是从沉默中缓慢积聚，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逐步恶化。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平静日常，往往才是最需要教育工作者提高警惕的关键之处。

如果单从表面数据来看，青少年的整体精神健康状况与过去数年相比似乎略见改善，而全港青少年自杀的统计数字亦录得轻微回落。若仅仅依赖这些宏观趋势，确实容易令决策者感到宽慰，甚至产生情况正逐步好转的乐观错觉。然而，若进一步进行微观的交叉分析，便会发现现实依然严峻。在部分学术研究中，曾出现自我伤害念头的青少年比例不跌反升，不同机构的研究亦不约而同地指出，具备自伤想法的青少年比例长期维持在双位数。更有调查显示高达三成的高中生曾产生自伤念头，这项数据与海外已发展社会的统计结果基本吻合。这反映出一个公共政策上的严肃现实，即整体平均数的微调，并不等同于高危风险的实质下降，更不代表最脆弱的学生群体已获得足够的体制承托。这意味着教育界不能迷信平均数，更不能因数据的轻微回落而放松防线。对于仍伫立于危机边缘的个案而言，宏观环境的改善与他们的个人处境并无实质关联。

年轻人为何选择沉默？

相比起情绪困扰本身，更令社福界与教育界痛心的，是学生群体逐渐对求助机制失去信任。我在参与童军知友社上述的调查显示，接近七成产生自伤念头的青少年选择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透露心声，其中近半数人表示核心原因在于恐惧遭受社会标签与批评。即使部分人曾尝试向身边人倾诉，亦有接近四成个案认为对方的回应流于表面，对纾缓情绪并无实质帮助。

面对这些现象，学术界与决策者与其指责年轻人为何选择沉默，不如反思成年人主导的支援系统究竟为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求助体验。许多年轻人并非缺乏沟通意愿，而是缺乏安全感。他们恐惧开口后换来的是否定、被解读为庸人自扰，或者痛苦被轻轻带过。更甚者，他们害怕在鼓起勇气示弱后，体制给予的仅仅是几句正确却空洞的正能量口号。成年人习惯回应的不要想太多、他人比你更辛苦，或是你已经表现很好等言词，往往未能发挥承接情绪的功能，反而促使孩子将话语吞回内心。

青少年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即时的解决方案或宏大道理，更非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体抗逆力不足，而是需要身边人停下脚步认真倾听，承认其痛苦的真实性与独特性。当年轻人经历过一次无效的求助后，其未来的求助意愿便会随之熄灭。真正令人忧虑的，是沉默背后那股对现行支援网络的信任崩溃。

政府支援策略不能一刀切

现时讨论学生精神健康，社会舆论往往将箭头单一指向考试压力和读书辛苦。这种解读无疑过于简化问题的本质。学业诚然是核心压力源之一，但真正让青年陷入困局的，是多重叠加的压力状况。除了成绩与升学竞争外，还包括无休止的社交媒体生态拉扯、同侪关系的异化、家庭期望所转化的无形重担、对未来的生涯迷惘，以及疫情后出现的社群关系断裂。对不少学生而言，压力的形成是长期且持续的。

在进行深入研究时，性别差异的数据尤为值得教育界重视。以我参与的调查为例，女性青少年出现自伤念头的比例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在焦虑、愤怒与自卑等多项心理指标上，女性的处境亦普遍较为严峻。这项发现提醒支援系统，学生的困难具备高度的异质性，不同群体面对重担、表达痛苦以及消化压力的方式截然不同。倘若政府的支援策略长远只维持一刀切的僵化模式，许多处于特定边缘的处境最后只会继续被体制所忽略。

另一个同样具有隐忧的层面，是青少年对自身情绪状况的察觉能力相当有限。多项研究显示，不少年轻人未能准确辨识个体心理的动态变化，亦缺乏定期检视精神健康的习惯。在提及的调查中，即使在已产生自伤念头的高危群体内，仍有四成以上个案主观认为无需检视个人的精神状况。这说明不少青年并非明知身处危机而拒绝求助，而是缺乏情绪觉察，根本未曾意识到自己早已置身于风暴中心。若社会仍然以讨论用功课多少或考试难易度去理解学生的精神痛苦，恐怕只会一再误判问题的核心症结。

防线建立源于长期陪伴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香港教育当前最核心的缺失，不单是危机发生后的应变与补救能力，而是缺乏一套真正做得及早、做得仔细且做得到位的预防机制。每当校园不幸发生悲剧，社会舆论总习惯追问究竟哪个环节失守，并重复一宗都嫌多的官式陈词。然而，比起事后的感慨，教育界更应反思的是，为何总要付出沉重代价后，体制才会突然绷紧。若一个学生在漫长的时日里一直感到孤立无援，却始终未能被及早看见与承托，这本身就证明了前期多道防线的实质失灵。

在学术调查的数据中，亦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正面发现。数据指出曾参与童军等制服团体的青少年，其精神健康指数的总体表现普遍较没有参与过的同侪更为理想。我倾向相信，这反映出一个重要的公共教育事实，即当年轻人能在一个结构稳定的群体中找到自身定位、建立身份认同，并与可信任的成年人及同行伙伴建立长期关系时，其心理韧性便能显著提升，在情绪风浪来临之时亦较不易被独自卷走。同样地，以研究中提及的“友善社区精神健康守护者计划”为例，曾接受相关培训与参与计划的青年，其情绪困扰比例明显较低，在焦虑指标上的差异尤为显著。同时，参与者对自身精神健康状况的察觉意识亦相对较高。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充分说明，真正有效的支持，必须建基于前瞻性的陪伴与及早介入。

说到底，预防机制之所以重要，并不单是为了减少悲剧的发生，更代表着一种看待学生的基本教育伦理。教育的本职不应是等学生彻底撑不住时才施予救援，而是在其步履蹒跚之时，已有人愿意走近、扶持。这张防线的建立，从来不靠口号的堆砌，而是源于真实的关系、长期的陪伴以及微小的及早介入。

以人本关怀接住下一代

香港教育今天面对的困局，其核心本质并非年轻人一代比一代脆弱，而是体制过于习惯将自强不息与增强抗逆力等口号，化为理所当然的个体要求。制度要求学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心理稳定，在焦虑中维持优异表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里自行消化负面情绪，却未曾以对等的力度，为他们建立一张足够坚实、可供安全示弱的保护网。当社会一味指责年轻人抗逆力不足时，我们必须反问，学校与家庭是否曾给予他们足够的喘息空间，又是否曾营造出一个让他们明白求助并非软弱而是勇气的文化氛围。

真正成熟的教育，不是等学生出事后才忙于善后。全方位的教育应该是在个体尚未跌倒之前，已有人察觉其动摇，愿意走近一步，问一句你还好吗，并真正留下来倾听。若学校能将精神健康检视转化为日常恒常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将简式健康量表等专业评估工具制度化，并持续提升教师与家长对情绪危机的辨识与回应能力，同时协助学生在校园与社区中寻求归属感，我们才有机会将悲剧阻截于发生之前。

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只是把学生送进高等学府，或将他们训练成履历亮丽、表现稳定的经济工具。教育更深层的社会责任，是培育一个年轻人成为能够理解自身情感、信任他人，并在有需要时具备勇气与能力向外求助的健全个体。否则，即使学术成就再卓越，若一个孩子长期活在孤立与沉默之中，对外在世界的支援系统彻底失望，这样的教育模式很难被定义为成功。许多生命并非在某一天突然坠落，而是在无数个无人察觉的日常里，慢慢耗尽了支撑自己的力气。教育若要守住下一代，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事后的补救工程，而是在他跌下去之前，整个体制已经将他稳稳接住。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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