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最近几年，香港的结婚率与生育率屡创新低，甚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每当探讨这个现象时，社会上总有很多声音，轻易地将矛头指向年轻人，责怪他们“躺平”、自我中心、只顾贪图安逸而不肯承担成家立室的责任。

“原生家庭”阻碍年轻人迈入婚姻

但在我的日常接触中，当我真正坐下来聆听年轻一代的心声时，我发现阻碍他们步入婚姻与爱情的，往往不是自私，而是深深的恐惧。在这些对话中，我最常听到他们提起一个词汇：“原生家庭”。

他们苦笑着说：“我不敢恋爱，因为我父母的婚姻是一场灾难。我怕我会重蹈覆辙。”他们无奈地说：“我在关系里总是充满不安全感，越是在乎一个人，就越想推开他，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被好好陪伴过，我根本不知道甚么是‘健康的爱’。”

有些条件优秀的男女，宁愿维持着模糊不清的交友状态，也不愿给出一句承诺。在“不婚不生保平安”的自嘲背后，藏着的是一整代人对亲密关系的集体焦虑。

不是不愿爱，而是不敢爱

从家庭治疗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且令人心痛的现象。一个人在爱情里的模样，往往是原生家庭互动模式的翻版。心理学中的“依附理论”早已指出，我们早年与父母的互动经验，会形成我们内心的“内在运作模式”。

如果在童年时期，父母的情绪是不可预测的、经常爆发冲突的，或者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总是冷漠以待，孩子长大后在爱情中就容易形成焦虑型或逃避型的依附风格。他们极度渴望爱，却又极度害怕受伤；他们在亲密关系中患得患失，最终往往以破坏关系来验证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深层恐惧。

我曾接触过一位事业发展不俗的年轻女孩，她外表自信独立，但每次恋爱都不超过半年。在辅导室里深入面谈后才发现，她小时候父母为了供楼日夜颠倒，甚至经常因为经济压力与家务琐事大打出手。她流着泪告诉我：“我宁愿一辈子孤独，也不想成为我妈那样充满怨气的女人，更不想把这种痛带给下一代。”这并非单一的个案，而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许多年轻人共同的时代缩影。

谁偷走了父母的情绪容量？

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微观层面，我们或许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这都是父母的责任。

但当我听到越来越多人在爱情里挣扎、将痛楚归咎于原生家庭时，我的视角无法只停留在个人的心理阴影上。当一个问题成为了跨越阶层的普遍现象时，它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私事。我看到的，是隐藏在无数个高压家庭背后，那个长期面对挑战的社会与政策结构问题。

我们总是轻易地批评那些在家庭里情绪失控、无法给予孩子优质陪伴与安全感的父母。但我们有没有宏观地退一步看：是甚么样的社会环境，局限了这些父母的发挥？我们有没有问过，这座城市给了父母多少空间去好好相爱、好好育儿？

最直接的压迫，来自极端的“空间贫穷”。当一对夫妻每天被迫在狭小、甚至只有百来呎的㓥房、板间房或纳米楼里生活，转身都会碰到彼此，连一口喘息的物理空间都没有时，他们如何能在极度的空间压迫下，维持一段平和的婚姻关系？

在家庭治疗中，我们常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理安全空间”。但在香港，许多基层家庭连实体的安全空间都没有。夫妻吵架了，连一扇可以关上门静一静的房门都不存在。那些在狭小空间里日复一日为了柴米油盐、为了杂物摆放而引发的摩擦、埋怨与冷战，全部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孩子眼前。这些充满张力与压抑感的日常，最终都成了孩子对“亲密关系”的最初认知。他们学到的不是沟通与包容，而是攻击与防御。

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贫穷

除了空间，另一个扼杀家庭情绪容量的元凶，是严重的“时间贫穷”。香港是一个节奏急促、竞争激烈的经济体，根据多项统计，香港打工仔的每周平均工时屡屡名列全球前茅。为了维持生计与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双职父母往往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每天早出晚归是常态。在缺乏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职场环境下，他们还要忍受冗长且拥挤的通勤折磨。

心理学中提出过“情绪容器”的概念，指出父母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容量，去接住并消化孩子的焦虑与情绪。但在香港这种高压的劳动环境下，当父母带着极度疲惫的身体与被职场耗尽的心力回到家时，他们自己的“情绪容器”早就已经超载。他们哪里还有剩余的情绪容量，去细腻地接住孩子的需求？

于是，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是一种“隐性疏离”与情感忽视。父母明明在身边，心却因为过度劳累而遥不可及。这种长期因为工作与生活严重失衡而导致的情感匮乏，正是许多年轻人长大后，在爱情中极度渴望依附却又无法建立深刻连结的根源。

用“家庭友善”重建爱的能力

说到底，许多年轻人在爱情里承受的“原生家庭创伤”，其实就是社会结构局限的缩影。这是这座城市长期以来面对居住空间挤迫、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以及家庭支援政策尚未普及所结下的苦果。这些日积月累的生活重担，透过父母疲惫的躯体和紧绷的情绪，最终传导到了下一代的成长轨迹中。

当政府在应对少子化与不婚潮时，推出了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提高免税额及居屋优先拣楼等措施，这些固然是踏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更核心的问题：爱与经营家庭的能力，是需要现实条件支撑的。

把几万元交到一对年轻夫妻手上，并不能解决他们每天晚上要加班到八九点的困境；不能解决他们买不起楼、只能与原生家庭蜗居而产生的摩擦；更不能消除他们内心对于“我是否有能力给予下一代幸福”的深层焦虑。爱情，看似是两个人之间最私密的事，但它其实也是社会现状最诚实的一面镜子。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不能把社会结构带来的压力，全部推卸给个人的心理去承担。社会政策必须积极介入，从宏观层面为家庭建立更稳健的支援网。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单次补贴，更需要推动一套全面且长效的“家庭友善政策”。

在就业层面，我们不能再只靠“鼓励”，而是应探讨将“家庭友善雇佣措施”逐步法制化，推动弹性工时与居家办公。别让双职父母在“赚钱养家”与“亲自接送孩子”之间痛苦撕裂。

此外，社区支援必须跟上，大幅扩充“社区保姆”及课余托管的资源与服务时间，让社区网络成为家庭喘息的后盾。至于房屋与规划政策，我们不仅要加快告别劣质㓥房，更应切实提升人均居住面积的底线。请记住，多出来的那几十呎，往往就是夫妻化解摩擦的缓冲区，也是孩子安心成长的安全网。

要解开年轻人不敢爱的死结，单靠个人的心理修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务实的政策去为基层与中产家庭减压，逐步将时间和空间还给生活，让每一对父母都能在奔波劳碌之余，保有陪伴家人的心力。只有当社会政策能切实地支撑起每一个家庭，家庭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孕育健康的下一代；而这些在安定与爱中长大的孩子，最终才有底气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再恐惧，勇敢地建立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

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愿意温柔且有尊严地对待每一个家庭，给予他们喘息的时间与空间；我们的年轻人才会真正相信——原来在这座城市里相爱与繁衍，不只是一场生存考验，而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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