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一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人民币、由全素人担纲演出、95%对白采用潮州方言的独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写下16亿元人民币票房神话后，竟在新加坡掀起一场不小争议。表面看，风波似乎只围绕一篇评论文章。实际上，背后牵动的却是文化诠释、政治概念运用、国族认同建构，以至整个华语世界话语权分布等多重层面。若要认真理解这场争论，焦点便不应停留于情绪对撞，而应回到更根本的问题：为何一部来自中国、能跨越地域打动华人观众的文化作品，会这么快被部分评论者放进“统战”框架之中？这不单是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更反映出一种看待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既定思路。

沈泽玮于今年5月21日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一文，并以“统战工作最高境界”来形容相关电影。这判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概念的运用并不准确。“统战”本身具有相当明确的制度内涵，所指向的是具特定目标、明确对象、组织部署及政治导向的工作机制，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手套用在文化感染力之上的形容词，更不应被用来概括所有足以唤起情感认同的文本。若一部电影只是触动离散华人的历史记忆、祖辈经验与文化共鸣，便被直接推定为“统战”，那么这个概念原有的分析边界便会被彻底冲淡，最终只剩下一种政治标签的作用。当概念失去应有的精确性，评论本身自然也难以维持足够的说服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论证往往采取一种难以证伪的封闭结构。若作品充满标语与明显政治符号，可以被视为宣传。若作品没有口号，而是透过亲情、历史与地方语言打动观众，则又被指为更高层次的情感渗透。如此一来，中国文化作品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似乎都无法逃离政治化解读。这种论证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根据证据辨识政治性，而是先预设政治目的存在，再将作品的一切效果回收为印证材料。当一个命题不论如何都能成立，它便不是严谨分析，而更接近立场先行的推定。

因此，必须区分“文化感召”与“政治动员”。文化作品的力量，首先来自审美经验、情感投入与历史想像，它所引发的是理解、共鸣与记忆连结。政治动员则要求更明确的目标、更具体的对象、更持续的组织与行动导向。两者在某些情境下可以交叠，但绝不能因此被视为同一回事。若将一切文化感染力都理解为政治攻心，实际上是把人类自然的情感反应病理化，也会令文化作品失去作为文化作品被阅读的可能。观众被打动，往往并非因为接受某种政治讯息，而是因为作品唤回家族记忆、语言熟悉感与共同历史经验。把这些反应一概压缩为政治效果，既简化了文化，也削弱了分析。

若将争议放回新加坡本身的社会语境，便能理解为何这种说法会迅速出现。新加坡的国家建构长期以公民认同优先、族群平衡优先与社会稳定优先为基本原则。华人虽然是多数人口，但国家从未把自己定义为华人国家，而是透过教育、语言与公共叙事，持续塑造一种必须超越原乡想像与族群本位的国族身份。这套安排有其合理性，也有其治理上的必要。不过，正因如此，当一部中国电影直接触及南洋华人记忆、方言传承与祖辈离散经验时，它引起的便不只是文化共鸣，也可能触动某些长期被管理和压抑的身份感受。换言之，电影之所以引发争议，不一定是因为它具备某种政治企图，而可能是因为它碰到了某些既有身份论述的敏感位置。

若如部分新加坡评论者所说，当地华人的国民身份与忠诚秩序已十分清晰稳固，那么一部电影即使唤起文化亲近，也不应被夸大为政治风险。真正有信心的国族建构，理应容许人民对历史根源保有感情，而不必把文化记忆视为身份动摇的前兆。只有当评论者对现有认同秩序仍带有某种隐性不安时，才会把文化共鸣迅速转译为治理问题。这并不是说新加坡的国家建构缺乏成效，而是说其某些精英论述，对华人文化记忆重新浮现于公共空间，仍抱有相当程度的戒心。

国内舆论对这类说法的强烈反弹，也不宜被简单视为情绪化反应。更准确地说，它反映了对文化评价标准长期失衡的不满。长久以来，西方文化产品跨境流通，通常被视为普世价值、生活方式或娱乐工业的自然延伸，其影响力较少被直接政治化。但当中国文化作品成功触动外部观众，却常被额外附加意图推定，仿佛中国只能输出商品，不能输出情感。只能参与市场，不能建立文化吸引。这种双重标准，正是当前文化话语权结构不对称的表现。国内舆论的不满，核心并不只是为一部电影辩护，而是反对一种先验的怀疑框架，即只要中国故事能够动人，背后就必定另有政治安排。

将一部电影所引起的社会回响，直接纳入“统战”范畴，本身就很难成立。若要严格论证某种文化产品属于政治动员工具，至少必须提出相当具体的证据，说明其与特定国家部门之间存在清晰的策划关系、明确的受众设定、周密的传播部署，以及可供辨识的目的链条。倘若这些关键环节一概欠奉，却仅仅因为作品成功激发正面情感，便急于将之界定为“统战”，这样的推论显然过于跳跃，亦欠缺应有的论证基础。理性讨论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在于不能单凭某种结果令人感到不安，便反向推定其来源必然可疑。文化共鸣本身不是证据，情感连结亦不能自动等同于政治操作。倘若连这一层最基本的界线意识都失去，任何跨境文化交流都很容易被阴谋化处理，到头来真正受损的，便是整体公共讨论应有的质素与判断能力。

与此同时，这场风波其实也促使人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真正能够跨越地域界线、触动不同社群的作品，很多时并不是靠口号取胜，而是植根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地方语言、家庭伦理，以及离散族群共同承载的历史记忆。这正好说明，中国文化感召力的提升，未必主要来自宏大的政治叙事，反而更常建基于民间经验被成功转化为具有广泛感染力的文化表达。对某些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也许恰恰是最难接受的一点。因为一旦承认中国文化作品能够凭借文本本身的内容、叙事的力量，以及情感的厚度赢得认同，便等于承认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并非完全依附于制度力量，而是具有一种可以自我生成、自我扩散的内在能力。

归根结底，文化连结与政治忠诚从来不是二元对立。东南亚华人本就是历史迁徙形成的复合社群，他们完全可以同时拥有清晰的国民身份与深厚的文化记忆。对祖辈来处、方言传统与华人历史怀有情感，并不必然削弱其对所在国的认同与责任。成熟而有自信的国家，应容许这种多层身份自然并存，而不是要求人民把文化根源视作必须防范的风险。若每一次文化共鸣都被解读为政治渗透，最终反而会暴露出评论者对自身身份秩序缺乏足够信心。

因此，《给阿嬷的情书》所引发的真正问题，不是观众会否因一部电影而改变政治立场，而是华语世界是否仍容许文化先作为文化被理解。当一部作品能够以节制而真切的方式唤起共同记忆时，最值得做的应是分析它何以动人，而不是急于把这种感动重新命名为政治意图。若公共评论失去这种基本分寸，任何来自中国的文化成功都只会被纳入预设怀疑，最终被削弱的，不只是讨论的公平性，更是整个华语公共空间面对文化现象时应有的理性与成熟。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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