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瀚博士专栏

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那道标志性的黑色大门，过去一直象征着稳定与权力，如今却仿佛变成了一道旋转门。短短十年间，英国已先后换上六位首相，从卡梅伦、特雷莎·梅、约翰逊、卓慧思、苏纳克，到近日离任的斯塔默，每位首相上台时都肩负重振英国的期望，离场时却几乎都未能完成改革，也未能走出困局。昔日以成熟稳健著称的英式议会民主，如今反而让外界看见一个长期陷于政治动荡的英国。

首相之位之所以变得如此烫手，根本原因并非个别领袖能力不足，而是国家发展方向早已失去共识。自十年前脱欧公投撕裂社会开始，英国政治便一直陷于内耗之中。特雷莎·梅因无法平衡党内对脱欧协议的分歧而黯然辞职，约翰逊虽成功完成脱欧，最终却因诚信争议下台；卓慧思更因激进减税政策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在位仅四十九天便草草收场。其后无论是苏纳克，还是工党的斯塔默，都希望重新聚焦经济、民生与公共服务，但最终仍难逃支持度下滑的命运。

问题在于，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习惯以更换领袖来回应危机，真正需要时间推动的改革便难以落实。执政党内不同派系的权力角力，往往凌驾于国家长远利益之上。政策稍有受挫，撤换党魁便成为最快的止痛药，却无法真正医治深层问题。英国今天面对的高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压力、劳动力短缺，以及投资动能不足，均非一朝一夕形成，更不可能靠一次人事更替便迎刃而解。然而，历任首相往往还未有足够时间推动改革，便已要忙于应付党内挑战、民意压力及选举部署，最终只能疲于奔命，难以建立长远施政基础。

相比政坛的人来人往，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民意正在出现根本转变。当年高举“脱欧”旗帜的人，相信离开欧盟能重夺主权与竞争力；然而十年过去，不少年轻人对这项历史决定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十八至二十八岁的Z世代之中，约六成受访者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超过半数更认为脱欧是一项失败的决定。

这一代年轻人有一个共同背景，就是当年脱欧公投举行时，他们大多尚未达到投票年龄，没有机会参与决定国家前途，却要承担公投带来的长远后果。今天，他们踏入社会，面对的是高昂楼价、生活成本急升、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昔日可以自由前往欧洲升学、工作与发展的机会大幅减少。对不少人而言，重返欧盟未必代表对欧洲一体化抱有浪漫幻想，而是希望重新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以及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环境。

这种跨世代落差，也反映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公共政策课题。一项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决定，其影响往往延续数十年，但真正承担后果的人，未必是当年投下选票的一代。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当年支持脱欧的主要选民逐渐老去，而当年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则陆续成为新的选民主体。民意出现逆转，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英国今天的政治困局与世代分歧，其实是一体两面。首相频繁更替，反映的是执政者始终未能有效处理脱欧留下的深层挑战；年轻世代重新拥抱欧洲，则说明当年对脱欧寄予厚望的愿景，已难以说服新一代。如果英国政坛仍然将焦点放在党派角力，不断以更换领袖作为回应危机的方法，唐宁街十号门前的告别演说恐怕仍会一次又一次上演。真正值得思考的，不只是谁会成为下一位首相，而是英国如何重新凝聚国家共识，回应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期待，并在政治分裂与经济挑战之间，重新找回前进的方向。

作者叶文瀚博士是亚洲行销科技协会主席，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