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又译斯塔默）于周一（6月22日）宣布离任，代表英国即将迎来过去十年的第七位首相。六位前首相都是兴高采烈地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言辞激昂地承诺将为国民带来改变、希望。但同一个人在不久之后（甚至短到只有45天），同样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用悲壮的语言宣告退位，言辞间的不舍以及提出的解释相差无几，甚至隐喻短暂的首相工作让他们受到百般委屈。在如此尴尬的政治局势面前，英国自诩的民主模范生角色还能够支撑多久？

同一天发生的三件事

在同一天，美国完成与伊朗在瑞士的第一轮谈判，双方对会谈结果看似满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协调方，宣称谈判取得有意义的积极成果。让一场持续一百天的战争能否真正结束，全球经济能否解除被油气价格急升带来的痛苦，这是所有人的期盼。全世界的共识是美国输了，以色列的地缘政治野心遭到当头棒喝。至于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以色列是如何被霸道的特朗普“出卖”，美国又是如何输掉一场军力悬殊的战争，大家都不再关注。老子所讲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在这里再一次被证明，美国创造的神话也在持续祛魅。

还是在同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psan）与世长辞。他的离去同样宣示一种美国经济治理模式的终结。格林斯潘既是美国神话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它的破坏者。有人认为他代表了美国的繁荣和巨大经济成就，另一些人指责他错误判断美国经济走向，直接造成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多人相信社会现实证明他的经济治理想像是虚妄的判断。他提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的告诫，然而他自己在资本无序扩张时却选择袖手旁观，最终导致市场崩塌。

这三件事从不同视域提醒我们，西方制度优越的神话是多么脆弱，它的现代化理论终究陷入了思想傲慢的误区，当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缺乏自我批判的想像和魄力，经济崩塌很可能是唯一结果。一国的领导者频繁更换，政策缺乏延续性，政党之间只懂得相互否定，反对党的工作就是攻击执政党，权力博弈成为政治的一切，完全忽略治理成效和人民疾苦；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对战争后果毫无感知，随意开战、草率收场，用轻浮态度来决策影响上万计生命，耗费数千亿美元的军事行动；一位曾经叱咤于经济界的领军人物离世，勾起人们回想他曾经因为错信自由市埸而忏悔，提醒人们美国经济今天面对的挑战——资本市场再一次存在巨大泡沫，社会贫富冲突严重，加上国家债台高筑，“非理性繁荣”重现，但精英阶层还是毫无警觉，只有少数人感受到些微的危机感。

当崩塌最终来临，或许会有很多人想起格林斯潘的告诫。然而，就像美国轰炸伊朗，英国首相持续轮替，所谓的优越制度却会在瞬间让情绪翻篇。精英阶层继续享受自己的特权，其余的人都会受伤，一部分蜷缩在墙角，对谁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懵然不知。

危机面前的从容突显中国的治理韧性

中国的崛起就像一面镜子，西方逐渐看见一种陌生的制度或许能缓解自己身处的困局，在某些领域不情愿地开始学习。它们发现，当遇到挑战，这个陌生制度会即时启动检讨和反思，以最快速度进行修复或改革。然而，西方不习惯否定自己的制度，它下意识地只会指责对方专制、不民主，编造各种负面标签，如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就像西方的两党政治，他们习惯了将问题推给对方。可是，当西方沉醉在政治叫嚣和无理指责中，中国却继续转型升级，它的成果持续反噬西方曾经引以为傲的行为逻辑。

伊朗战争触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挑战西方的固有认知。由于中国进口能源中很大部分来自霍尔木兹海峡，战争开始时大家以为中国即将面对巨大冲击，结果它从容应对。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非常充裕，新能源体系基础牢固，电动车产量和使用都惊人，为能源韧性提供了巨大支撑，西方感受到的能源危机在中国社会不仅可以说是无感，它甚至有额外能力为一些友好国家提供帮助。相反，伊朗一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即时削弱美国的战争势头，巩固了全球反战的声浪，更成为压倒英国首相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讽刺的是，它为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和电动汽车走向全球做了一次免费宣传。

西方认为中国没有民主，然而，中国成功推动高端产业的发展，生产力持续几十年平稳增长，为各种危机建立防御机制，化解又一波无妄之灾。如果中国治理的成功竟然与西方鼓吹的民主无关，民主的意义究竟何在？

法家是中国专制传统的符号。它有一套经济治理方法叫《平籴法》，是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李悝所提出，核心概念是：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国家出面采购部分粮食，让粮价不会过度下跌，伤害农民利益；一旦粮食歉收，粮价必然大幅上升，甚至会产生饥荒，国家就应介入，用平价出售丰年积存的粮食，以提升供应来平抑物价，让人民不至于因为无法负担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今天的能源储备跟《平籴法》的思想如出一辙，即为物资供求进行市场调剂，稳定价格。中国今天的产业政策曾经被西方定义为“专制”的范例，但它有效发挥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平衡作用。魏国曾经在战国时期成为强国，李悝的经济思想被誉为是主要原因之一。

教条的选举民主无法提升治理

西方选择民主自然是值得赞许的，问题是把它作为政治制度的唯一信念，继而将选举作为它唯一的实现形式，不考虑这种唯一性是否过于教条，时代的变化会否让它无从适应。西方普遍信奉一神教，坚持上帝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前进道路，作为它的子民，别无选择。在前进路上一旦遇到阻碍，西方只知道用蛮力冲击这道墙，战争、制裁、围堵成为惯用手法，他们好像不知道有其他路径走出困局。

当然，如果长时期认为自己是文明的领航者，不断灌输自己拥有绝对的优越性，确实就难以为自己的傲慢找到下台阶。特朗普以为轻松解决了委内瑞拉的“背叛”，就可以用同样手法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结果要与曾经轻视的敌人签下城下之盟。格林斯潘清醒认识到市场已经失灵，判断身处的繁荣是非理性的，但在经济利益格局面前，他只能臣服于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最终承担错误的责任。2019年约翰逊带领保守党赢得英国议会650席中的365席，拥有超过80席的议会优势。斯塔默两年前在大选中领导工党赢得412席，优势扩大到174席。两个政党都宣称获得选民明确授权，但无法避免四年之间迎来第五位首相。有人会相信下一任就能解决问题吗？

西方政客积极支持制裁俄罗斯，认为站在乌克兰一边会提升自己的正义形象，英国人没有反对的勇气，哪怕制裁必然伤害英国经济，提高生活成本。伊朗战争爆发后，英国就算不支持，也阻止不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但政客们没有因此而放松能源进口限制，人民和企业只能够硬食高成本。是否更换领导人或执政党就能解决社会焦虑，甚至让能源成本下降？估计大家心知肚明。如果不对症下药，换了多少医生都无法治愈疾病。既然知道选举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依然闭上眼睛沿著邪路走下去？既然知道黔驴技穷，为什么不懂得借坡下驴？

相反，中国虽然不认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坚持主权不可侵犯，但它不会因而制裁俄罗斯，更是与伊朗一直维持能源合作。中国早在90年代就开始落实石油储备计划。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它的石油储备处于历史高位，不单只缓解了危机的冲击，甚至缓解了全球油气价格的升幅。这不是中国第一次有效应对外部危机。当美国发生次贷金融风暴时，欧洲手足无措，中国却安然度过。为什么西方和中国在同样事态面前的遭遇截然不同？

不只是英国和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在选举政治的外衣之下继续聚焦在权力的博弈，而不是对治理下功夫。如果获得权力不是为了解决治理问题，为什么要去争取？自然是为了其他利益。但这不是民主或选举的制度原意，应对人民生活和发展的挑战才是。如果能够改善人民生活，耗费时间关注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走马灯式的替换或许还值得，现实是社会的注意力被这种无聊政治操作吸引了过去，大家难以聚焦在电费成本的升降、医疗服务有否改善、非法移民是否继续涌入，工资会否增加等议题上。

香港构建新治理模式任重道远

西方政治过去几十年的成绩很好证明单讲民主是不够的，更何况太多人将民主商业化，资本利益主导的选举制度更是高度固化，难以适应利益多元、持续碎片化的社会现实。这样的制度无法自我优化，更是难以推动自我革命，很容易被有心的政客骑劫，民主化沦落为民粹化，结果是治理成效逐渐减弱。绝大多数西方选举产生的政客斗争意识极强，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乏善足陈。这批专业政客更像是职业销售，在选举政治中游刃有余，对国家治理却一窍不通。这种人既是国家困局的始作俑者，更是改革的障碍，他们利益共通，垄断了整个政治论述，就算是来自不同政党，执政的或是反对的，无论原先从政的出发点为何，最终都成为一丘之貉。

香港很幸运，最终走出了民主迷思和选举困局，虽然过程痛苦。不过，走出困局不等同进入了新局。这一届政府不断尝试建立治理新模式，但仍然面对诸多挑战。无论是何谓行政主导，公务员如何作为当家人，如何走出北都的土地困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这个传统的国际都会如何适应崭新的全球化，都是这一届政府的考验。任重而道远，这句两千多年前有为政治家的感慨，今天还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