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美国总统的财务申报，并非一般纳税人提交予税务机关的报税表，而是专为高级公职人员设立的利益披露制度。其目的从来不是让公众羡慕领导人的身家，也不是把商业成就转化为政治光环，而是要处理一个最基本的宪政问题：当总统同时掌握行政权、监管权、外交影响力及足以左右市场预期的政治讯号时，其私人资产、投资活动与商业收益，会否对公共决策构成实质或潜在影响。换言之，财务申报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申报内容有多详尽，而在于公众能否据此判断总统是否已把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适当分隔。若申报只是把庞大的利益网络逐项列出，却没有配套的资产剥离、利益回避、信托隔离与有效监察，所谓披露，最终便很可能由廉政工具沦为程序化的自我粉饰。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6月30日由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U.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公开的财务申报，才特别值得细看。这份文件长达927页，单是篇幅已远远超出公众对总统财务披露的一般想像。然而，真正令人震惊的，从来不是文件有多厚，而是它所揭示的利益结构竟可复杂至此，却仍被纳入一套表面合法、形式合规的制度框架之内。申报文件愈厚，未必代表当事人愈透明。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显示其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交叠已扩大至异常地步，以致必须以庞大篇幅容纳一个本不应与总统公职并存的商业版图。

若把这份申报与历任总统作比较，其反常之处便更为明显。奥巴马离任前最后一份相关申报为8页，拜登为11页，与特朗普同处现届政府权力核心的副总统万斯亦仅为17页。这种差距，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特朗普更富有或更有本事，因为财务申报制度的目的，从来不是展示财富规模，而是评估利益冲突风险。奥巴马和拜登的资产结构较为简单，主要来自自传稿费、版税、退休安排及较传统的投资项目，申报自然较为精简。相反，特朗普的文件之所以膨胀至927页，恰恰反映其私人收入来源、商业授权、金融操作及受政策影响的资产配置，已复杂到异乎寻常的地步。因此，页数差距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谁更透明，而在于谁与利益冲突的距离更近。

由此可见，分析这份文件，不能只停留在页数上的震撼，而必须回到制度本身。财务申报只是起点，从来不是终点。任何成熟政治体制都明白，掌握最高公权力的人，理应在履职前尽量切割与公权密切相关的私人利益，避免公务决策与个人财富变动互相牵连。若总统一方面有权左右监管方向、产业政策与对外经济安排，另一方面又持有相关产业的庞大利益，那么即使一切已列入申报，利益冲突依然存在。披露可以让社会看见问题，却不能单靠披露化解问题。特朗普个案最令人不安之处，不在于他有没有申报，而在于美国制度竟似乎默许：只要把问题写进文件，问题便仿佛已被处理。

这种制度失衡，在加密货币收益上尤其明显。根据公开资料，特朗普相关加密货币收入高达14亿美元（折合约110亿港元），涉及特朗普家族相关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及迷因币（Meme Coin）授权收益。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加密货币是否新潮“吸睛”，而在于这本来就是一个高度依赖监管态度、执法尺度及政策讯号的行业。总统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任何表态、执法部署或政策取向，都足以即时影响资产价格与市场信心。当总统本人或其家族正从中获取巨额收益，问题便不再只是所谓“观感不佳”，而是明确的结构性利益冲突。

若再把问题与外国资本连结，风险便更不容低估。公开资料显示，阿联酋相关资本曾大规模投入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项目，甚至涉及稳定币（Stable Coin）采纳及重大金融支持。这意味着，外部政治经济力量完全可能透过一套看似市场化、金融化的渠道，接近美国最高权力者家族的利益核心。传统利益输送往往仍要经由宴请、顾问费、捐助等较易辨识的方式进行。但加密货币架构提供的，却是一条跨境更快、形式更灵活、追踪更困难的路径。当负责中东事务的关键人物，同时又与相关币圈项目有创办或深度利益关系，私人金融利益、外交决策与外国资本便会出现高度重叠。这种安排的危险，不仅在于它可能左右个别政策判断，更在于它会动摇公众对整体国家决策独立性的信任。

与加密货币问题并行的，是高频股票交易所暴露的另一重制度警号。公开资料显示，特朗普于2026年第一季涉及逾3,600宗股票交易，折算下来，接近每个交易日平均50宗。对一般投资者而言，这已属相当进取的操作。对一位在任总统而言，则几乎无可避免地令人联想到内幕资讯、政策先机及市场影响力。白宫若以“第三方管理”作为主要抗辩，理论上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说得通，就是有关安排必须属真正的盲目信托（Blind Trust，即财务安排中，受益人既不参与管理，亦不知悉具体操作，以避免利益冲突），足以切断总统对持仓内容、交易时点及资产配置的知情与影响能力。然而，若社会仍清楚知道总统大致持有哪些类别资产，若总统最终仍会从交易结果中受益，公众对政策是否受私人财富牵动的合理怀疑，便不可能真正消除。国家元首与普通投资者最大的分别正在于，他即使毋须亲自按下买卖键，仍可凭其职权影响市场走向。

因此，个别交易时点与政策消息之间的紧密相邻，才会引发特别强烈的质疑。当市场敏感企业的买入时机，刚好出现在政策放宽、重大合作公布或监管风向转变之前，即使未必足以直接构成刑事责任，政治伦理风险亦已相当高。最受外界关注的，正是部分交易时点与其后政策或商业消息之间过于贴近的时序关系。

以Nvidia为例，公开资料显示，特朗普帐户于1月6日大手买入Nvidia股票。一星期后，即1月13日，美国商务部正式批准对中国出口相关芯片，市场随即视之为重大利好。其后在2月10日，特朗普帐户再次大手买入Nvidia股票，而不久后Nvidia又公布与Meta达成重大战略合作，股价再受刺激上升。若把这些事件分开看，或许各有解释。但若置于同一时段观察，便会形成一种难以忽视的模式：交易标的、政策消息、官方安排与市场反应之间，出现过于密集的时序重叠。即使刑事法律上的最终结论仍有待正式程序厘清，对一位总统而言，问题也不应等到足以入罪才算问题。只要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已足以动摇公众对决策中立性的信心，便已构成严重的政治伦理危机。若制度只懂以刑事定罪门槛衡量风险，却无力处理那些足以侵蚀公信、却未必即时入罪的灰色地带，实际上便等同放弃了对最高权力者作出实质约束。

除了金融投资，特朗普财务申报中的媒体和解收入与商品授权收益，同样反映另一种值得警惕的政治变形。从媒体机构支付的和解款项，到手表、波鞋、香水、圣经、结他等商品授权收入，这份清单所呈现的，已不只是一名政治人物的私人财富，而是一个把政治权威、媒体冲突、支持者忠诚与消费市场结合起来的品牌经济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品本身是否荒诞，而在于总统职位正被重塑为一种可授权、可交易、可消费、甚至可透过诉讼变现的商业标志。当政治支持转化为消费认同，当领袖形象成为持续获利的商业资产，公共讨论便不再以政策成效与制度责任为核心，反而更容易滑向情绪动员、个人崇拜与流量竞逐。长此下去，国家最高公职的宪政性质势必受到市场逻辑侵蚀，政治文化亦会愈趋娱乐化与商品化。

更关键的是，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在整个制度中的角色，正好暴露问题为何积重难返。该机构负责接收和公开申报，但本身欠缺足够的调查与追究权力。这意味着，制度或许能把风险摊在阳光下，却未必有能力把风险真正排除。缺乏实质执法力的披露制度，充其量只是一套纪录机制，称不上真正的防火墙。于是，美国政治便出现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景象：表面上文件齐备、程序完整、资讯公开，看似一切仍在法治框架内运作。实际上，最高权力者却可在这层程序外衣之下，令私人利益持续伸延至与国家决策深度纠缠。这说明问题不只在于某个政治人物过分进取，更在于制度本身过度依赖申报形式，却低估了权力与资本结合后对公共秩序的侵蚀力。

因此，特朗普这份927页财务申报，暴露的不是个人操守问题，而是美国制度在金权渗透下的失衡：只要法律无明文禁止、程序上完成申报，利益冲突便可被包装成可接受风险。与奥巴马、拜登及万斯较精简的申报相比，真正差别不在财富多寡，而在于有否守住公权与私利之间的界线。特朗普的申报不是透明的胜利，而是制度失守的证据：当最高权力者可一边塑造政策，一边从中获利，再厚的文件也无法证明政治廉洁。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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