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我需要纹身，是因为我看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一次与好友聚旧时发生的深刻对话。当时，他看着手臂上刚结痂的新添图腾，眼神里交织着迷惘与释然，轻描淡写却又无比沉重地吐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就像一颗巨石投入了我心中平静的湖面，在脑海中激起久久不散的涟漪。作为一名社工、多年研究家庭治疗理论，以及曾经在议事堂内推动各项社会政策的前立法会议员，我从好友这充满痛楚的墨水里，读出的却不仅仅是潮流，而是一封写在皮肤上的“求救信”——这不仅是个人的心理挣扎，更是我们这座城市精神健康与家庭支援网络的一大警号。

在受创的躯体上夺回主权

在大众的传统刻板印象里，纹身往往与“叛逆”、“前卫”或“次文化”挂钩。当然，我必须强调，纹身对许多人而言，纯粹是一种艺术美学的追求与个人风格的表达，承载着值得尊重的故事与纪念；但对某些人来说，它却是一种无声的求救。为了寻找这份“存在感”，我身边有这样一个真实而令人心碎的例子：一位朋友在短短两个月内，密集地纹了十多次身。令人震惊的是，在常人眼中难以忍受的刺青过程，他对痛楚的承受程度却极高，几乎感觉不到痛。

从心理学与创伤治疗的角度来看，这种“不怕痛”，其实是童年创伤留下的深刻烙印。这位朋友从小在父亲的毒打下长大，整个童年充斥着肢体暴力与恐惧。当一个年幼的孩子面对无法逃避的极度痛苦时，大脑为了生存，会启动一种名为“解离”（Dissociation）的防卫机制——将意识与身体的感知切断。久而久之，他的身体习惯了麻木，因为只要不感觉痛，就能活下去。

那为什么还要密集地纹身？这其实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创伤重演”，同时也是一种“夺回身体自主权”的绝望尝试。童年时，打在身上的痛楚是父亲强加的、是不可控的恐惧；但现在，纹身针刺入皮肤的痛，是他自己选择的、是绝对可控的。对一个内心千疮百孔的人而言，透过主动在皮肤上刻下永久的印记，是他在失控的世界里，向自己宣告：“这具躯体现在是我的领地，我对它拥有绝对的掌控权。”那些墨水，是他试图刺穿麻木、唤醒一丝“我还活着”的实质感官刺激。

因恐惧亲近而拒绝世界

若我们将视角拉阔，放进原生家庭的系统与依附理论中去检视，会发现他处于一个极度孤立的系统边缘。

他没有朋友，不喜欢回家，与家人关系极度疏离。对多数人而言，家是避风港，但对他来说，家却是施暴的刑场。在成长过程中，他从未在父母眼中得到过安全感与温暖的“镜像回应”（Mirroring），没有人告诉他“你是被爱的”。

在家庭之外，这种原生家庭的创伤印记，更深深剥夺了他爱与被爱的能力，导致他难以与他人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在家庭治疗的角度中，早期依附关系是未来人际关系的蓝图。当一个孩子最初本该最信任的对象（父亲）就是施暴者时，他的潜意识会学到一个残酷的法则：“亲近等于危险”、“信任必然带来伤害”。于是，哪怕内心极度渴望陪伴，他在面对潜在的友谊或爱情时，也会因为恐惧再次受伤而竖起高墙，不自觉地推开别人。在这种渴望与恐惧的无尽拉扯中，他最终彻底沦为人际关系中的孤岛。

当一个人在家庭系统中彻底“被隐形”、在社会网络中又无法建立信任连结时，内心便会产生巨大的虚无感。既然现实世界没有人陪伴，既然害怕与人建立亲密界线，他便选择用墨水，在自己的肉身上画出无数图腾。这些纹身，成为了他唯一忠诚、永远不会背叛他、也不会离他而去的“朋友”。这是一场寻找自我存在价值的无声抗争：“既然世界看不见我，我也害怕去拥抱世界，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强迫自己看见自己。”

以支援网络接住孤独灵魂

离开议会的聚光灯后，我依然在社区的前线深耕。这份贴地的观察让我深刻体会到：当我们看到年轻人需要透过极端的身体改造或痛楚来寻找存在感时，我们绝不能只将其简化为“个人选择”，这更是社会政策需要直面的系统性困局。目前，香港的支援网络仍存在着亟待修补的结构性盲点：

第一，家庭暴力与创伤支援流于“表面”，缺乏“创伤知情”视角。如果当年有人能及早接住童年的他，今天他或许就不必用满身的墨水来包扎伤口。现时社会福利署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IFSC）前线同工工作量极大，处理虐儿或家暴个案时，往往只能做到“停止当下暴力”或“分居安置”等急救措施。但如同我这位朋友的例子，童年暴力的创伤，特别是信任能力的丧失，会跟随受害者一生。政府必须在社福系统中全面引入“创伤知情照护”（Trauma-Informed Care）的框架，并增拨资源，让受虐儿童及成年幸存者能够接受长期的深度创伤治疗（如EMDR眼动减敏与历程更新疗法）。同时，应考虑引入“家庭心理辅导医疗券”，让受创者能及早配对私营市场的专业辅导，修补千疮百孔的内心。

第二，精神健康政策过于“医疗化”，忽略深层的“存在焦虑”与孤独。如果他身边曾有一个不必吃药、却愿意静静陪他坐下的空间，那份孤独或许就有了出口。我们目前的精神健康防护网，过度依赖吃药看诊的医疗模型。但面对像我朋友这样深层的“存在焦虑”与“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的创伤，精神科药物并不能治愈“孤独”的痛。政策倡议上，我们应推动更具前瞻性、非医疗化的社区介入工作。政府应资资助地区设立更多低门槛的“安全空间”，并系统性地将表达艺术治疗、叙事治疗等引入社区。让那些“习惯了麻木、害怕建立关系”的孤岛，能透过艺术或安全的陪伴，循序渐进地重新学习信任。

从片面批判走向“阅读”痛楚

必须重建社区支援网络，才能接住不愿回家的灵魂。如果在他不愿回家的那些夜晚，社区里曾有一盏为他亮着的灯，他或许就不会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当家庭失去功能，社区就是最后的安全网。政府在制定青年发展及社会福利政策时，必须正视那些“不喜欢回家、与家人疏离”的隐蔽或边缘群体。我们需要打破单一以“学业与成就”为本的青年服务模式，转而建立以“同行与聆听”为核心的外展计划，让不同生命轨迹的人都能被接纳，让他们知道，即使原生家庭破裂，这个社会依然有愿意接住他们的双手。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许多人都在这座石屎森林中，带着不为人知的童年创伤艰难前行。下次，当我们看到身边人身上密密麻麻的纹身时，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收起先入为主的批判，换上温和的好奇与理解。因为在那一层层的墨水之下，可能藏着一个曾经被毒打、躲在角落瑟瑟发抖，因恐惧受伤而不敢爱人，却又拼命想证明自己存在的灵魂。

对于政府与社会的决策者而言，我们更需要具备这种“阅读”痛楚的能力。唯有在政策上大刀阔斧地完善创伤支援与精神健康网络，建立一个充满同理心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重新学习信任、真正“被看见”，我们才不需要单靠皮肤上的痛楚与墨水，来竭力证明自己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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